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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羞耻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很羞耻，这难道就是我们游行的意义所在么？如果真是如此那和那些砸抢的暴徒又有何异，只不过我头上顶着一个“爱国”的光环，显得不那么赤裸裸罢了。我把校旗往地上一丢，说：“老子不牵这个头了，你们谁爱拿谁拿。”几个师弟忙问我到底被谁招着惹着了，我指着校旗对他们说：“我丢不起这个人。”
队伍到达F国领事馆门口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上千人，大批的防暴警察开了过来，学生们明知道他们也是例行公事，可大流总是要随的，于是高喊着口号一阵阵起哄。
警察们表情肃穆地排成人墙，阻挡人流继续向前推进。无数墨水瓶子越过人群砸向他们，由于怕激化矛盾，墨水瓶多数都在他们身后的墙壁上裂开，但飞溅的墨汁依然有不少落在他们身上……
在呐喊的声嘶力竭、口干舌燥后，人群渐渐散去。清点人数时，不见了同学安翔，正着急时这小子一路摇头晃脑地跑了回来，问他做什么去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说：“光喊口号解什么气啊，我去停车场把那帮洋鬼子的车轮子全给卸了。”大家纷纷指责安翔此行有失咱中华礼仪之邦的体统，安翔答道：“屁！我这还算客气的，路边那几个科技大学的小子把警车的车灯都给砸了，警察们坐在里头连屁都没放一个。”
五月还没过完，大家已仿佛淡忘了月初的那些轰轰烈烈，打出“抵制美货，除了计算机”的横幅的同学们照样为NIKE的每一次大减价而趋之若鹜；肯德基、星巴克依然是穷学生们约会的首选；被拒绝赴美签证的同学纷纷去新东方咨询新局势下的签证技巧，个别投机者甚至跑到系里去开学潮时自己不在学校的证明……
四年后，一位《人民日报》社的主任编辑在其著作中这样评价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年轻人已经长大成人，他们既不肯领会‘容忍’之境，也不愿承担‘自由’之累。年轻人白天说说‘民主’或者什么价值观念，有时候还会参加抗议外辱的游行，甚至扔几块石头表示义愤，态度十分认真。不过，他们投身理想的时候，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专注和发自内心，又几乎完全不懂其中的含义。到了晚上，便回到灯下发奋苦读，去互联网上查阅国内行业工资、国外大学排名，把攻克英语的热情从‘托福’转向‘雅思’。这时候他们往往显示出更加精确的判断力，相信实现梦想的道路就在这白炽灯下，而非街头政治。”
六月二十五日，我毕业了。在火车站含泪送完最后一批远行的同学，我最后一次打扫了自己的寝室。提着行李出门时，我狠狠地再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间，我知道，我的大学生涯或许就这样一去不回头了。
七月十七日，按约定的时间到市局政治部签协议。干部处的大哥通知我，为了保证我们能迅速熟悉公安业务、胜任警察工作，新分来的这批大学生必须接受三个月的封闭性岗前培训，由特警大队和警官学校选派优秀教官对我们进行训练。
由于第二天就要到警官学校报到，当晚我只好到一个做电器生意的高中同学家借宿，同学的家也不宽敞，我便主动提出睡在店铺二楼的仓库。
那天晚上，在那间弥漫着塑料味道的小屋里，我仰躺在一张旧行军床上，听着头顶的吊扇嘎嘎啦啦唱歌，心想：“今天早上从家里出来赶火车时，可没想到晚上会倒在这么个破地方，而明天又会睡在哪里呢？从新民警培训班出来后，又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容身之地？”
从小学到大学，不是睡在家里，就是窝在学校的宿舍，真正从校门走出来迈入社会了，才真正地发现困扰我的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一席安睡之地。
有位画家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天真，就是希望雨落在自己熟悉的地方……”
曾经天真的我们在即将把自己丢向社会的前夜，突然觉得，原来今天能够知道自己明天晚上在哪里睡觉，也是一种奢侈的稳定。
心里这才突然涌起一种漂泊感，原来自己真的已经走出象牙塔，即将走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