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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 联合国军帐篷
学校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已经到了二○○○年的冬季。课渐渐少了，我正式回单位报到，科长见到我也很高兴，说正愁没人做事呢。鉴于我还没有办案的实际经验，科长安排我先试着做一下接待工作，顺便熟悉一下我们这里的案子。
第二天，科里的同事帮我把办公桌搬到案件接待室，坐我对面桌的大军怕我心里有想法，安慰我说：“哥们儿，把你搁这儿不是要冷落你，多在这儿吵几次架保证你对民事纠纷和经济犯罪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我笑着看看他，开玩笑说：“我知道我这儿可是经侦第一岗，我要是没把好关你们以后准得落个干预经济纠纷的骂名。”大军他们见我并不以为怪，又瞎聊了一会儿便各忙各的去了。
我很感激那帮同事，他们大多是一九九六年成立经侦部门时临时招来的第一批大学生，这些年可以说每个人都办过很多大案要案，但是由于内部论资排辈的惯例，他们没有一个人有被提拔和立功受奖的机会，事实上他们这批人早已是处里侦查办案的骨干力量。正因为都是从地方院校出来的，他们才能格外懂得我的心思，毕竟也是从一群刚刚迈出校门、懵懂无知的孩子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就拿大军来说，初看他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眯着眼睛的小个子，但是经他手抓过的那些江湖巨骗个个都上过报纸头条。据内勤大姐说，大军只有在讯问拒不交待问题的犯罪嫌疑人时小眼睛才会聚集逼人的冷光，而和同事相处时眼睛里则是堆满了和善。
从第二天起，我便开始稳坐在接待室里，有人来了就接待和受理咨询，无人过来则埋头看书。常常被其他新来的同事称为“坐台先生”。
那段日子不觉间又目睹了世间百态。其实说是接待报案，大部分来访的人反映的未必就是刑事案件的问题，比如有次有个商户跑来反映一家公司欠他三十万的货款久拖着不还，请我们去封账户和抓人，我笑着问他：“借钱不还够得上犯罪么？如果没有欺诈行为的话只能归法院管了。您还是找律师写诉状帮你到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去打官司吧。”
谁知道那位商户倒振振有辞了：“他不还我钱我就得家破人亡，当然是犯罪了，再说找律师和法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你们警察力度多大啊，不还钱就关他狗日的。如果去找法院，说不定好不容易打通环节给判了，人家又赖着不给，我又得去执行庭疏通关系。”
我对他的理论还没反应过来，他又凑到我面前说：“小兄弟，咱们警民一家嘛，你们帮我追到钱，我返两万块钱给你们，就算是我赞助你们机关建设的费用吧。”我坐在那里简直要瞠目结舌了，只好连说带劝地把这位财神给劝走。
其实因为这样的民事纠纷案件来找公安机关报案的不知道有多少，以前我们处名叫“经济案件侦查处”，后来就是因为实在怕人误会我们连一般民事案件都管，只好把名字更换为“经济犯罪侦查处”。即便如此，无数人还是拿着民事诉状到我们这里来鸣冤叫屈，我只能苦口婆心地解释民事和刑事案子在构成和管辖上的区别，态度还要非常谦恭，稍微有点不耐烦报案人就号称要到纪委和市人大去告我们冷硬横推不作为了。
由于各区分局在一九九八年以后都设立了经侦大队，作为市局直属的业务单位，我们只负责管辖涉案金额在两百万以上的经济案件以及涉外的经济犯罪。大部分的案子我只能做简单的定性判断，标的不够我们管辖的一般都建议报案人去分局报案。其实这倒还好办，最容易惹起争议的是和检察院管辖的交叉问题，因为严格来说，依照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一般负责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则由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管辖。而实际上二○○○年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划定，纯粹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倒还好说，像那些国有改制的企业、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和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身份各司法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都没有统一的界定。
一起国有公司领导挪用国家资金的案件给报上来，常常是检察院那边称该公安机关管辖推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又声称此类案件应属检察部门负责给打回去。其实不只是报案人像被推皮球似的疲于奔命，我们自己也是一头雾水，因为很多东西既然还没有权威的解释，我们任何自做主张的行为都可能开一个错误的先例。这种情况虽然后来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得以解决，但当时常常为了这些问题和报案人吵个口干舌燥也无法说服对方。从某种程度上说，法治目标的实现是个渐进的过程，当法条得以细化和完善之前，那些因之产生的争议和摩擦其实都是增加了我们的司法成本。
说句实在的，和过去在巡逻民警处接触的人相比，来经侦部门报案的一样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细心观察一番，倒也可以发现不少有代表性和有趣的人物。
比较显派头的是一大款，他带着一群“随从”缓步迈进接待室，每个“随从”都西装墨镜，团团围在我面前坐下，像一九八○年代流行的香港黑社会片的场景。大款也不说话，凡事都由他先告诉秘书，再由秘书转述。我烦了，心想你抖什么威风啊，忙问道：“你是不是不懂中国话呀？”大款气量还比较大，忙以一口方言说道：“俺怕俺说的话你听不懂！”搞得我反而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