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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照例是觅间酒家小聚,大胖做东,我和大飞陪酒。席间大胖问我:“你让我满监狱找的人是谁呀?”我一笑:“你们想听故事吗?”大飞和大胖都表示兴趣浓厚,我便把记忆的线头再次拉回到一九九八年……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距离一九九九年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还有一百二十二天的时候,蔡老大坐到了我的对面。
所谓对面,图书馆自习室东区第八张桌子的对面是也。十月的时候正是各类考试的复习旺季,近的是各门功课的期中考试,远的是四六级和研究生考试,一时间自习室的位置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每天都有人为了座位而在自习室内大打出手,于是占座位和反占座位成为那段时间校园里八仙过海、见仁见智的主题。
图省事的就是拿本旧课本搁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可惜这种方法很快被打扫卫生的老大爷以定点清除桌上杂物的方式给废除掉,于是一些聪明人就带把大锁和一条铁链来上自习,快下自习的时候就把凳子和桌子固定在一起用锁锁好,第二天再来开锁挪凳。
我最开始是把一本旧的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拿来占位,并在封面赫然写着“九五级体育系武术专业赵小虎”,基本上没有人敢把我的书扔掉而鸠占雀巢,定点清除开始后我一度在自习楼打游击,占位置的方法更是令其他人叹为观止,每次离开前我都把教室的翻凳的螺丝逐一拆下,把坐板搁在抽屉里,待第二天来上自习时再从包里掏出螺丝,把坐板重新固定……这种方法在被管理员发现后也被迫流产。
自从蔡老大坐到我对面后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他是九四级企业管理专业的,早我一年毕业,在深圳的民营企业打了半年工后深感本科生被当技工廉价使用的苦痛,因而又回到母校租了间房子考研,他为人和善,又乐于助人,很快就和常坐在这张桌上自习的若干人等交上了朋友,并主动提出每天早上帮我们占座位,让在座的诸人都感激得一塌糊涂。
也许是毕业后品尝了涉世之初的艰难,蔡老大比我要更加刻苦些,常常在天不亮时就在图书馆前的路灯下背英文单词,门一打开就第一个冲进来,帮我们占好位置后便开始做数学模拟题,直到桌上的人来了一半后才急匆匆赶去吃早饭。
时间长了我也渐渐了解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是苦出身,家在咸宁地区,父亲早年去世,母亲患了精神病一直赋闲在家,妹妹则刚考上大学,全家的负担都压在他一个人的肩头上。以前工作时还可以寄些钱贴补家用,现在辞职在校复习,日子就过得更加艰难,我老问他钱是否够用,是否需要我借钱给他,因为租房子、吃饭,给妹妹、妈妈的生活费毕竟都不是小数目,他则总是借口上班时已经攒够了钱而婉言谢绝。
相处久了大家对蔡老大更是尊敬,“蔡老大”这个外号也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叫习惯了我们反而连他的真名都淡忘了。
渐渐地我发现蔡老大有些地方和我们不一样,他常常在我们毫无提防的情况下显示出一些歇斯底里,一次是我找他借了本索爱群主编的政治复习资料,下自习时搁在桌子上一时忘记了,下午来的时候被蔡老大看见,他很不高兴地说了我几句,我不服气地说:“不就是一本书吗?至于这么大反应吗?大不了丢了我赔你。”
蔡老大突然发起很大的脾气,冲过来揪着我的衣领说:“赔?你赔得起我还消受不起呢?有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完松开手把自己那本书撕得粉碎,整个自习室的人都吓呆了,尤其是我,当他揪住我的衣领和他两目相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他眼神里的凶光,那种凶光在我后来抓住的那名杀人犯眼中见过,大飞在给我讲即将被枪决的江北灭门惨案的凶手时也向我描述过,我深信那种目光不属于正常人,而是请访问一种兽性的眼光,在那一刻我不寒而栗……
事情过去后蔡老大诚恳地向我道了歉,并解释自己是一时冲动,因为是小事我也没怎么挂在心上,继续把他当老大哥看待,一次他好像意外地得了笔钱,很高兴地邀请我们几个相熟的朋友在校门外的小餐馆吃饭,正在上菜的时候餐馆的小丫头开始在一边扫地,蔡老大有些不高兴:“都说过多少次了,客人在这里吃饭的时候不要扫地好吗?”小姑娘吐了下舌头就没扫了。
于是大家开始边吃边聊,小姑娘可能看我们吃得很高兴没在意她,又在一边扫起地来。只见蔡老大猛地站了起来,一把把桌子掀翻,然后将扫帚抢过来折断,把小姑娘推倒在地上,大声骂道:“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叫你别扫你偏扫?”在座的人都被吓着了,我看到凶光再次在蔡老大眼中燃烧起来,小姑娘也被吓得魂飞魄散,连哭的胆量都没有了……
事后我们再也不敢惹蔡老大生气,私下里也刻意减少了来往,一次一个兄弟试探着问我:“你说他妈妈的精神病会不会遗传呀?”要是以前我一定会呸他一脸,可那时我只能低头不语,好半天才说:“慢慢观察吧,也许只是性格冲动了点儿。”
那年的研究生考试成绩公布后,我在校门口的一家网吧里见到了蔡老大,他更瘦了,正在网上查当年的就业行情。我问他考试结果如何,他说:“数学被撂倒了,专业课倒还可以。”问他下一步打算,他说先带妹妹回家看看妈妈,等暑假过完回来租房子再考一次,接着问我找工作的情况,听说我即将成为一名警察后他先是一怔,然后恭喜我,并勉励我一定要好好干,别给母校丢人。
在新训班受伤静养期间,每天大胖他们都会给我买当日的都市报消磨时间。八月末的一天,我在当天报纸的最后一版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大学生考研遇挫持刀行劫,再论当代大学生素质的提高》,一看到“考研遇挫”四个字我的心就突然揪紧了,接着缓缓往下阅读的内容证明了我的第一直觉,果然是蔡老大,姓名、籍贯、父母的情况、读大学的妹妹,除了学校名字报纸没提外什么都是和现实对应的。
报纸上说:蔡老大在一九九八年自深圳返回后一直靠抢劫维持生计,考研失败后他又不得不面临生计问题,因此在回家前为了母亲、妹妹的生活费再次持刀抢劫一单身女性,并将该女性脖子划伤,最后被一出租车司机发现后报警而被群众抓获。
放下报纸,我的脸一阵阵发麻,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青年人在每天晚上下自习后又回到租住的小房里,从盒子里拿出尖刀,坐公共汽车过江去行劫,半夜得手后再回房间休息,天蒙蒙亮的时候起床到路灯下背英文,然后帮我们这群不知柴米油盐贵的毛小子们占座位……一种沉重感压在我的心头让我难以喘息。生活,我从来没有像那天这样懂它。
作为警察,所有罪犯都是我们的天敌;作为一名老朋友,我也实在对蔡老大恨不起来,心中甚至期盼他的辩护律师能够发现他的精神缺陷而令其免去牢狱之灾。但现实毕竟是残酷的,在我成为防暴警察那天我听到了一审判决的消息:蔡老大因为抢劫罪被判刑七年。以我对刑法的了解,就他的犯罪情节而言,这已经是很轻的判决了。可是,人的一生中又能有几个七年呢?
二○○一年底,我和市里的执法检查专班到各个派出所检查工作,其中一个就是当年刑拘蔡老大的派出所。我向办案人问起这个人,他几乎不用回忆就说出了蔡老大的名字:“我知道这个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被抓起来的时候已经给群众打得浑身是血,可他仍然用极为凶狠的眼神瞪着我们,连我这十几年的老刑警都被他盯得心里发毛了,唉……怎么打那眼神都调不过来呀,简直不像是人类的眼神。”“我知道,”我幽幽地说,“早在三年前我就见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