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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我已经决定考北京的一所高校。和安翔说过自己的想法,安翔觉得赢面实在太低,一是因为竞争本来就激烈,二是因为资源和信息有限,还得从晴川市赶到北京去考试。“你耗得起这么大精力么?”安翔问我。我点点头。其实自从在防暴队考上研后,我一直觉得世间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步步变为可能。有些事情仿佛很难,真要下了决心把它细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地耐心去做,可能在不经意间就把它完成了。我对安翔说:“再难也是人做的,别人就不难了?一定要试一次。”
安翔不打算再继续往上读,用他的话说,自己已经快二十七岁了,在学校里呆了十几年,学的又是法律,如果再不去真正地接触社会,很有可能把自己关在书本里弄呆了。
安翔告诉我他的理想是做一名刑事审判庭的法官,恪尽职守,把持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笑笑,想起了他在一九九九年游行时扎领事馆轮胎的故事,也回想起他孤单地闷在一个小窝棚里为考研而冲刺的往事。岁月和经历,有时候真的可能很快改变一个人。
十一月初,庄伟出事了。说句实在话,我在潜意识里总把这个勤学好问的男孩子当作过去的自己,一直在很努力地指导他如何工作和学习,但偶尔也会觉得他的眼神里总是透出几分邪气,一个案子给他他总能灵光一闪找出关键,但私下里又常表露出对那些以非法手段迅速聚敛财富的罪犯的佩服和青睐,甚至以游戏的态度看待办案工作,我不止一次试图提醒他,却又因顾虑别人说我多事而作罢。
那天,庄伟他们大队连上了两起案子。一起是金融诈骗案,几个家伙找到一家企业,号称认识中央某领导,并能通过关系找资金雄厚的单位引入资金。该企业半信半疑,但还是把那几位“财神”奉为上宾管吃管住。几日后,所谓的大客户拿着几张巨额的银行承兑汇票来到晴川,要求企业交手续费十万元。为了取信于企业,大客户们还请来了一位自称是国务院某部委领导的人物,要企业负责接待。
企业领导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便偷偷报了案。双方都被带到我们处里来,经审查,所谓的大客户全部持的是假银行汇票,至于那位“中央领导”倒是始终振振有辞,甚至拿出了所谓的“特别通行证”证明自己身份,我被老潘他们叫下楼看笔录,老远就听到那假冒的“领导”在办公室大声叫嚣:“你们动作快点好不好,我还要赶明天的飞机,北京那边等着我回去开十六大呢!”我一边走一边冲老潘说:“难得啊,这世上竟有此等活宝!”老潘无奈地摇头,说:“别说这起了,隔壁还有一个呢。”
原来隔壁办公室还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在等待审查,这家伙原来是东方银行的一名员工,利用值班时间秘密把一些资金转移到自己控制的账户上,正打算将资金提现时被银行发现并移送到我们处来。庄伟正坐在那里看着犯罪嫌疑人,我问老潘怎么把这个人给晾在这里了。老潘称那边嫌疑人太多,侦查员全部上了都还不够,这边的案情反正比较简单,等自己忙完了就和庄伟一起做笔录。我说只要时间够就成了,然后看了一眼庄伟,这小子正抱着个游戏机玩俄罗斯方块,我骂道:“你专心点儿,不是想学东西么,别光说不练!”庄伟一边摁着键盘一边说:“再玩一盘就成,老潘不是马上过来的吗?钢笔墨水都给他灌好了。”我和老潘没办法,苦笑着到大队长办公室去了。
大家正在讨论下一步如何深挖那起金融诈骗案,突然听到楼道那边传来一声大喊,不一会儿庄伟喘着粗气闯进来,大声说:“那犯人把我关在门外啦!”
大家一听全都急了,老潘和我靠门比较近,迅速冲到那间办公室门口。老潘照着门锁的位置猛踹了一脚,门开了,大家鱼贯而入,里面竟空无一人。我连忙跑到窗户前,发现窗户外罩的那层栏杆已经被掰弯了,再往下一看,发现从窗台跳下正好可以跳到对面一座平房的屋顶,嫌疑人显然坐在窗边时已经用余光观察和计算好了,一伺机会来临就迅速按事先盘算好的计划逃跑。
大队长安排几个侦查员下楼去追,另外几个同志直接开车去嫌疑人的亲友家附近蹲守。老潘问庄伟刚才到底是怎么出的事,庄伟说自己本来在打游戏,嫌疑人突然提出想上厕所,他就站起来和嫌疑人一起往门外走,谁知道刚到门口就被那小子给推了出来,门被顺势关上。
老潘骂道:“你当时直接把门踹开不就抓住他了吗?这时间都是你小子耽误的啊。”庄伟被吓得连金豆都要掉下来,连声辩解道:“门踢坏了是要赔的啊,再说我去叫你们还不是因为你们有钥匙啊?”
老潘被气得简直要喷出血来,哆嗦着说不出话,我只好打圆场把庄伟拉开。庄伟边走边说:“完了完了,以后在处里可没办法呆了。出了这种事情名声可彻底臭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把一份材料丢给他让他去抄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