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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探案
作者：科林·伊万斯 Enigma 整理
死因分析
发现死尸后必须回答三个问题：死者身份、死亡时间、致死工具。自从十八世纪科学第一次把兴趣投向犯罪现场感觉分析以来，第三个问题常常引起最激烈的争论。发现一个人死了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这是否需要立案侦查及是否需要起诉。例如，如果一个丈夫说自己的妻子从楼上摔下来导致了致命故伤害，那么就必须出示从楼梯上摔下乘造成的侵害的证明材料，而且那个丈夫必须对这一切作出解释，以此来确定这是否需要立案侦查及起诉。
最初的尸检必须要求绝对精确。确定死亡原因主要依赖于病理学家。在成千上万的死亡案例当中，死因一般是很明显的，不过这种死亡现场都令人毛骨悚然。如果从器官上找不到死因，那么就可以从组织体液里采样来作分析。尽管现代分析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随着人工合成的物质不断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关于剧毒物品的检验方法仍然具有极为敏感的特点。在这一章中我们所选的案例都是长时间引起激烈争论的案例。没有一个案例是直截了当、真相大白的，每一个案例都引人入胜。
诺曼·索思
时间：1924年
地点：英国，克劳波舒
意义：这个案例是英国最主要的病理学家伯纳德·斯皮尔布鲁先生的意见第一次被人怀疑为有问题。
自从1922年以来，诺曼·索恩就一直在苏塞口农斯的边界地克劳波舒的一个破落的鸡场为维持生计而挣扎。他不仅养鸡而且在那个污秽的鸡棚里与那些鸡住在一起，那间屋子说起来真不是人住的地方。在他年满24岁的时候，他草草地与来自伦敦的年轻打字员埃尔西·卡梅恩订了婚。她是一个朴素而有些神经质的姑娘，满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也就是找一个丈夫。她这种孤注一掷的想法从她竟心甘情愿地同索恩在那间肮脏简陋的小屋同居就可以得到证实。她的确希望通过同居使某种东西永久一点。但是索恩却另有打算。每天早晨她从床上起来之后就被索恩打发坐第一列火车回伦敦。在信中她告诉他订婚的日子。
1924年11月份，她突然改了主意，谎称自己怀孕。索恩并没有因此感动，声称自己将与另外一个女孩，当地漂亮的伊里莎白·科尔德特结婚。狂怒之下，埃尔西给索恩写信她想在12月5日下午到他那去，希望他那时能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愤怒之下，她把自己所有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勉勉强强塞入一个口袋里，乘上了吉克劳波舒的火车。
五天之后，埃尔西坐立不安的父亲打电话给索恩，问他是否见到他女儿。索恩惊惶失措地解释，埃尔西没有上他这儿来。埃尔西的父亲卡梅恩先生向克劳波舒警察署报警。他们会见了索恩然后就走了，因为他对埃尔西失踪表示出来的关心和急于求助的神情深深打动了他们。埃尔西的失踪引起了舰队街的记者的兴趣。索恩实在是个好演员，他极力地重申自己是打算和埃尔西结婚的，而且为她的安全痛苦不安。他随身还带着一张他自己拍的照片，在鸡场里，散乱透着悲凉之气的草丛里有一群他喂养的来亨鸡。这一切都似乎向人们诉说着他的孤独。
谨慎对待她的死亡
尽管这样，还是有两个认识埃尔西的人报案，他们在11月5日的晚上看见埃尔西朝索恩的鸡场走去。奇怪的是，一个月之后，一个邻居休假回来也说了同样的情形。这使苏格兰场的警探感到困惑。l月14日，索恩在警探亚德的面前重复他先前讲的故事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在他的鸡场里已经开始了挖掘工作。第二天，埃尔西的包被找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索恩作了供述。他说，埃尔西曾经来过他这里，她准备一直呆到他同她结婚。争吵终于爆发了，索恩怒气冲冲离开了小屋子。在他回来的时候，他发现埃尔西在那个小屋子里悬梁自尽了。一阵慌乱之后，索恩将他的旧相好剁成了好几块然后埋在了鸡场。照片拍的就是那个地方。
埃尔西的尸体挖掘出来后被运到当地的太平间由伯纳德·斯皮尔布鲁进行尸检。很自然地，他最注意的部位是颈部。如果是自杀上吊身亡，一般是由于颈部的血管受到压力导致头部的血管阻断或气管被阻断或者是两个原因都有。通常上吊用的绳子或带子在肌肉被扼死的地方都会留下很深的瘀伤。斯皮尔布鲁没有发现以上这些特征，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埃尔西·卡梅思曾经上吊。斯皮尔布鲁确实在她头部、肘部、腿部和脚部发现了瘀伤，他解释为“由于休克致死”，换一句话来说，她是被大头短棍击打致死。1925年1月25日，埃尔西的尸体重新入土，诺曼喷恩被控告为谋杀。
辩方把辩护取胜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自杀上，他们要求进行第二次尸检。这次尸检由罗伯特·布朗蒂博士、哈诺医院的病理学家及政府派出的造诣极深的分析家主持。布朗蒂非常不喜欢斯皮尔布鲁，因此二月底当他们相会在威利斯登墓地主持埃尔西·卡梅恩第二次公开尸检时气氛紧张。斯皮尔布鲁用一种锐利的眼光深究布朗蒂的尸检报告。
在后来的审判中，一切都围绕着最关键的问题而展开：埃尔西·卡梅恩到底是怎么死的。斯皮尔布鲁坚持她是被打击致死。布朗蒂则指出在死者的颈部有些痕迹表明死因是死者上吊自杀。斯皮尔布鲁将这些痕迹称为“颈部本身有的自然皱纹。”布朗蒂还将“身体器官骨之间的凹槽”演示成身体的瘀伤，将身体上这些瘀伤拍成幻灯片给斯皮尔布鲁看，以敦促斯皮尔布鲁也能制作自己的幻灯片。斯皮尔布鲁声明在布朗蒂和自己的幻灯片里都显示不出有瘀伤的存在。
真正使布朗蒂的反对意见稍微减弱的是一个严肃的事实。这就是布朗蒂声称埃尔西上吊用的那个小屋子里的横梁。当时横梁上面积了厚厚的灰尘。那根绳子先是在梁上后来用它去移尸，难道它一点灰尘也不沾？横梁上系过绳子而且有人上吊难道横梁上没有凹痕存在？事实证明没有任何痕迹。
法官在总结斯皮尔布鲁的观点时的用语是“非常准确，不可置疑……是能够接受的”。陪审团也一致同意。索恩被判处死刑，接踵而来的是沸沸扬扬的公众的舆论。但是申诉并没有成功。1925年4月22日，这位失意的鸡场主因为杀人手段拙劣而被判处绞刑。
结论
案子发生后的几年来，这位性情暴躁、狂妄自大的罗伯特怖朗蒂博士，从来没有错过任何对斯皮尔布鲁吹毛求疵的机会，所用言辞极其激烈，明显地违背职业道德。但是在斯皮尔布鲁这方面，则以其高贵的尊严深深打动着法官和陪审团，他们知道他不只一次在法庭上打败了他的好战的对手。
大卫·马歇尔
时间：1926年
地点：宾夕法尼亚，费城
意义：科学不仅扩大了侦查工作的界限，同时也加剧了法庭上争论的激烈程度。
费城，夜幕降临，安娜·梅·迪埃特尔奇逛完商店后和姐姐告别说她要去上舞蹈课，晚饭时候回家。上舞蹈课是同一个35岁的磨坊主约好的，但她并没有践约。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926年四月19日，她的家人向警察署报了案。他们同舞蹈协会联系，被告知她取消了这次的约会，因为要去见一个朋友。安娜的姐夫，亚历山大·舒尔，猜测这个朋友很可能是大卫·马歇尔，安娜已经认识他好几年了。
马歇尔是一位未经登记注册的按摩师，当警察署传唤他时，他显得同样的无助，声称自己也有一周多没有见到安娜了。他说她当时的确很沮丧，好像是为一桩令人苦恼的恋爱关系……警察署感谢马歇尔对他们的帮助然后离开了。
过了几天，在费城郊区一个妇女准备去梅迪亚坐电车。她发现了路边有一堆擦过血迹的报纸。于是她的眼睛顺着报纸看到了一些灌木，在灌木下面又看到一个包裹。她感到很疑惑，为了了解清楚，她跑着去找当地的一个铁匠威廉·罗森帮忙。罗森极为小心地打开了包裹。在里面用两张报纸包着的是一个身穿蓝色毛哗叽的无头无腿青年女子的躯干。附近又找到了另一个包裹，里面包着分割开的腿。过后，舒尔确认那件衣服是他失踪的小姨子穿的衣服。在尸体和衣服上都没有血迹，估计是某个懂外科常识的人将血冲干净后扔在那里的。两天过后，在几十里以外的地方，一个人头被发现，也被报纸包着。令人战栗的尸骨凑在一起很快确认是安娜·梅·迪埃特尔奇。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妇女声称安娜失踪的那个晚上，看见她在马歇尔的办公室哭泣。但真正推动了侦查进展的是汽车司机巴里的证词，他向费城当局分管谋杀案件的威廉·贝尔肖讲述了一个情况。在1月20日的那个晚上，马歇尔雇用他将诊所里的几个包裹拉到外面扔掉。当他开始移动一个包裹时，报纸破了，里面露出了一条人腿。巴里吓呆了。马歇尔魂飞胆丧，塞给他许多钱，央求他把这些包裹甩掉。但是巴里不加考虑地拒绝，最后跑掉了。因此贝尔肖很快和这位和善的按摩师有了第二次谈话，这次他同样很镇定。他被送到陈尸所去看那些恐怖的尸骨。当地的律师威廉·泰勒让每个人都脱下帽子，然后对马歇尔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对这个女孩的尸体，你难道没有做什么吗？”马歇尔用手摸着胡子，点了一支雪茄，微笑着说：“为什么？绝对没有”。
三级谋杀
几个小时之后——正如报纸所称作的“严加盘问”——马歇尔供述安娜死于自杀，用的毒药是她在他诊所里找的。他肢解她的身体也是为了便于扔弃。在另一个晚上的审讯中，他供认了全部的事实。他讲到他和安娜有过长达七年之久的私通。他说1月19日晚上她来到他的诊所，决定将他们的关系告诉给他的妻子并且向他要钱，她尖叫道：“你毁了我，我也要毁掉你！”为了制止她歇斯底里的尖叫，他用一条手帕塞住她的嘴巴，她很快就变得虚弱，随后倒下去，死了。他说，他从未打算杀害她。但他的F一步行动却很不合常理——他割了她的喉咙。
那天晚上他将尸体留在诊所然后回家了。但是他失眠了。早晨8：3o他起床回到诊所时，他对昔日清人的感情已开始减弱，结果是很轻而易举地将尸体肢解成方便运送的几部份。一些恐怖的善后事务一直缠着他，直到中午才被打断，他接到了舒尔先生的电话，焦急地向他打听他的小姨子上哪去了。下午，他驱车前往德拉华乡村一带，过走边扔掉那些包裹。第二天他将包有人头的那个包裹扔在铁路沿线。后来被一只接受训练的狗发现了。为了摆脱所干的残酷的事留在脑子中噩梦般的记忆，马歇尔陪妻子在戏院里呆了一个晚上。
1926年3月8日开始审判。在审判中，他翻供了。他宣称自己是因为逼供而说了自己没干过的事。他反复声称安娜自己吞食了毒药，他在慌乱之中肢解她的尸体是为了隐瞒他和她非法的关系。很明显这桩案子解决的关键就是要赢得这场侦查战斗。控方证人克拉克·斯图尔博士主持了尸检，他没有改变他的看法，安娜·梅·迪埃特尔奇是被扼死的，亨利·沃兹沃思也同意这个看法。辩万亨利·卡特尔博士坚持尸检结果与马歇尔的陈词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卡特尔说，如果迪埃特尔奇女士被扼窒息而死，那么她的颈部必留下痕迹，但是他没有发现。并且他不排斥马歇尔的说法，死者是吞毒药而死的。在控辩中，州当局委托亚特利·迪思博士——化学家和细菌学家，检查死者的器官。他证实，在死者体内没有发现毒药。
在这些过程中，辩方在法庭上经常袖手旁观，而控方却取得很大的进展。3月24日，这桩案子到了陪审团那里，结论不容置疑。5个小时之后，陪审团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合唱曲“带我回家吧”，这生动地表明警探们的工作大功已成。马歇尔被确认为二级谋杀。十年之后马歇尔被假释，迁居到佛罗里达，在那里他很快就死了。
结论
毫无疑问，由于法庭不赞同安娜·梅·迪埃特尔奇的反传统的社会生活，才使得马歇尔克于一死。事实上，如果他没有肢解她的尸体，毫无疑问他可能被确认为非故意杀人。人们对这个油腔滑调的按摩师的通奸几乎未置一词，而安娜·梅·迪埃特尔奇的被肢解的每一部分却仿佛都在受道德谴责。
詹姆士·坎布
时间：1947
地点：西非
意义：死者是正常死亡还是被扼死？通常这种事实不存在争论，但是这个案例远非普通的案例。
l947年10月10日，已是从开普敦出发后的第8天了，S．S德班城堡号在热带气候的晚上不知疲倦向北航行。当距离西非海岸90英里的时候，大厅服务员弗雷德克·斯廷尔突然听到B甲板126舱的电铃召唤。这时正是清晨3点还差几分。赶到126舱，他注意到舱门上男女服务员的指示灯都亮着，这例显得他有些多余，因为乘客随意想叫这个或者那个服务员。当斯廷尔敲门的时候，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个穿着内衣的男子的脸，他嘴里咕曝了一句：“一切都好。”一瞬间门又嘎然关上了。虽然这一刹那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斯廷尔很快便认出这个男人就是船员詹姆士·坎布，三十一岁，甲板服务员，好像还是船上的职业性的男舞伴。
由于有些疑惑不解，斯廷尔与正在值班的高级船员詹姆士·莫里联系，然后他们一起回到了126舱。他仍在外面静静听了一会，里面好像很安静，于是他们走开了。莫里想最好将此事报告给船长，但是却没有提及坎布在船舱里的事，因为这种公然违反职责管理的行为可能导致服务员的解雇。部长对这件事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因为习惯于夜生活的乘客偶尔也会恶作剧。
过了几个小时，到了早晨7：30，服务员照例打扫126舱，他们惊奇地发现126舱门是开着的。住在这里的是一位21岁富有扭力、在南非的舞台上作短暂的演出后准备返回伦敦的女演员盖伊·吉布索。她通常都是锁着门的。犹豫了一会，服务员敲了门然后走进去，他们却发现吉布索小姐根本就不在。她的床看起来跟平常不一样，很不整齐。服务员在床单和抗套上都发现有污点。过了一段时间，服务员仍没有发现吉布索小姐的踪影，服务员于是向船长报告了她的失踪。经过一阵仔细的但徒劳无益的搜索，船长宣布德班城堡号发生了一桩案子，失踪乘客被人从船上扔进了海里。而面对茫茫海洋，被扔进鲨鱼出没的海中的乘客能生还的希望真是渺茫，于是船按既定航线继续向前航行。
船上围绕女演员的失踪的闲谈由兴奋转向了严肃，最后疑点无疑集中到了詹姆士·坎布身上。他被船长传唤去解释昨天晚上的行动。他承认在甲板上他和盖伊·吉布索有过交谈，但是极力否认到过她的舱里。在船上医生的建议下，给他作了一次身体检查，检查发现他的肩膀、手腕都有抓痕。坎布自己解释那些抓痕由于热疹引起的。
吉布索小姐失踪的消息早就电传到了英国，因此当德班城堡号停靠南安普敦时，坎布被传去审问。起先他还坚持自己以前的说法，最后他还是承认他进了那个失踪女人的126舱。他们之间安排了一个约会，他说，吉布索小姐在126舱只穿着那件睡衣迎接他。她的下身是裸体的。坎布还声称她突然喘不过气来，然后软弱无力地倒下了。他说的时候断断续续，“她的嘴巴微张。有些白沫沫倒好在她的唇边。看起来…好像是血点”。尸体从舷窗被扔到海中
据坎布所讲，他试图给她做人工呼吸，但当他没有成功时，他头脑发热失去理智，将这个死了的女人从舷窗扔了出去。对舱里的电铃按钮被按过，坎布不能作出解释。警官们警告坎布他们是知道缘由的。盖伊·吉布索远不是心甘情愿的，她试图赶走这个性狂热的家伙，设法向两个服务员呼救。反抗到了精疲力竭的时候，坎布扼死或者闷死了吉布索小姐。为了销毁证据，他将她扔进了海里，因为他相信警察找不到尸体就不可能判他为谋杀。
这只是坎布的一厢情愿，实际他完全错了。审判在1948年3月18日进行，他被指控为“谋杀”。控方认为他们有确定无疑的证据。周遭的一切环境对他都不利，正如他先前所讲，盖伊·吉布索裸露下身。但是在船里却找不到她的睡裤，如果她也希望有性活动，那么在她的手提箱里就可以找到避孕套之类的东西。126舱有两条床单，两条床单都有清晰的O型血的血迹，还有口红或唾液之类的污迹。坎布的血是A型血，有理由认为O型血来自那个失踪女人的身上。病理学家唐纳德·蒂尔博士证实血迹是因为人工扼死所留下的。他还希望找到床单上的尿迹，因为在人颈部被扼的时候膀胱失控就会遗尿。不过，蒂尔博士的分析却遭到了非议。床单上还是发现了尿迹，而且是辩方的目击证人发现的。
弗雷德里克·霍金博士和詹姆士·韦伯斯特教授认为坎布的陈词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为了绝对公正，霍金讲述了在床单上发现尿迹以后所作的实验，用这个样本从中化学分解出人体细胞，表明它来自女性的器官。事实与坎布所讲木相符合，那个即将死去的女人被他压在身下拼命挣扎的时候，他已经是浸在尿中了。可他对此只字不提。这一切似乎都在支持控方的观点（被扼死后扔到了水中，因为盖伊·吉布索极力反抗坎布的性行为人
陪审团也确信无疑，经过仅仅四十五分钟的讨论，他们就判定坎布犯有谋杀罪，被判处死刑，暂缓执行。因为死刑本身正在引起激烈的争议。
结论
在英国，在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的情况下，被告被指控为谋杀，这还是第一例。坎布的案件开法律历史之先河。在审判之后不久就有人透露他有侵犯女性乘客的历史，只是没有人指控他，1959年他被假释。由于骚扰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八年之后又被定罪。两年之后，他由于骚扰女学生被再次定罪。后来他回到监狱，为他的终身监禁继续服刑。他死于1979年7月7日。
肯尼斯·巴洛
时间：1957年
地点：英国，布雷福特
意义：在这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案子里，由医生、化学家和侦查专家组成的小组极力寻找证据证明被告是故意谋杀。
1957年5月3日的半夜，一名医生被召唤到三十八岁的肯尼斯·巴洛在约克郡的家。当医生赶到时，巴洛给他讲了一个悲剧故事。整个晚上，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一直病着。晚上少20上床时，她吐了。巴洛为她换了床单，然后和妻子一块睡下。过了一会，她抱怨“太热”便起来上洗手间洗澡。巴洛迷迷糊糊睡着了。当晚上11点钟起来的时候，他发现伊丽莎白不在他身边，他急忙跑到洗澡间。发现她被淹死在浴缸里。起先他想把她从水里拉出来，但是她太重了拉不动。于是他拔掉浴缸的塞子，马上给她作人工呼吸，试图救活她。
伊丽莎白靠右边躺在空浴缸里。身体没有搏斗的痕迹，瞳孔放大，作为一个医生，他感觉没有再观察的价值了。于是他报告了警察署。巴洛很流利地重复着他的故事。警察们也蛮有兴趣地听着，只是有些疑惑。他声称“拼死拼活地抢救”，将他的妻子从浴缸里拖出来，为什么他的睡裤还是干干的？为什么地板没有被水溅湿？医疗检查专家大卫·普赖斯博士首先发现另外一个极不谐调的情况。伊丽莎白·巴洛的肘部弯关节处的衣服还装着满满的水，这根本不像被做过人工呼吸的。
在厨房里，警察找到了两个皮下注射器。巴洛本身是一个医生，他解释曾经给自己注射过盘尼西林来治疗皮肤炎症（痈）。他否认给妻子作过注射。针管里留下的盘尼西林溶液似乎也证实巴洛所讲。
尸检表明伊丽莎白·巴洛是个很正常很健康的妇女，在皮肤上也没有发现明显的注射痕迹。她有两个月的身孕，但是普赖斯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解释她会在洗澡的时候突然虚弱晕倒。身体内部器官的检查分析也同样证实：没有毒物也没有新陈代谢方面的虚弱可以造成昏迷。谋杀的痕迹
直到5月8日，案子的进展仍不令人满意，普赖斯拿着一个放大镜仔细检查那个女人尸体上的一块皮肤，试图发现皮下注射器注射过后留下的针眼。巴洛陪同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时表情极不正常，令人捉摸不定。两个小时过后，针眼终于找到了。普赖斯在左臀部发现了两个小针眼，另外两个针眼是在右臀部。围绕针眼切开皮肤和肌肉组织从内部观察，普赖斯看到了皮肤有轻微的炎症，这表明最近一段时间有过皮下注射。
但到底注射了什么呢？从全国来的医生和科学家，由亚兰·柯里牵头召开会议，他们一致认为，在许多案子中一切导致低血糖或血糖过低的东西都可以最终引起死亡。难道是他给妻子注射了过量的胰岛素，使她的血糖一下子降到一个致命水平？如果这一猜测是对的，那么伊丽莎白·巴洛心脏血糖水平应该高于一般标准，但结果却是完全相反。
尽管如此，专家们仍坚信不疑胰岛素曾一度被当作杀人的工具。
他们了解到巴洛平常在工作中常注射胰岛素，有一次他曾对他的病人开玩笑：如果谁注射过量的胰岛素，就踏上去另外一个世界的路了。另外一个说法更能说明问题。巴洛曾经自信地对他的同事说，胰岛素是“完美杀手”最理想的选择，因为它进入血液后是不留痕迹的。巴洛说得对，检验身体中的胰岛素至今还没有权威性的实验，但是专家们却可以彻底解决伊丽莎白·巴洛高血糖的难题。生化研究表明，在许多激烈的突发死亡的案子中，肝脏处经常涌出含血糖的血流以便在死亡前最后时刻作为求生之用。如果在血液循环停止之前，血液到达了心脏，那么心脏部位的血液将保持超出平常范围的高血糖水平。这就意味着巴洛夫人曾经被注射过过量的胰岛素。
历史性的实验
为了证实假说，专家组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实验。他们给一些老鼠注射胰岛素，开始它们仍在那里爬来爬去，发出虚弱的声音，然后变得软弱无力地死去。过后，从巴洛夫人注射针眼附近抽取身体内部的组织液注射到另外一些老鼠身上，结果发现了一模一样的反应。实验表明注射从左臀抽取出来的组织液的老鼠死得要比注射从右臀部抽取出来组织液的老鼠死得快，这说明左臀注射的时间较晚。实验资料确认巴洛夫人身体残留的胰岛素是湖个单位，显然实际的注射量要比这高得多。
实验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医生们，包括巴洛本人，都普遍认为胰岛素会从血液中消失。进一步的研究最终支持检验结果。众所周知，酸性环境可以保存胰岛素，新的研究表明，巴洛夫人死后，肌肉里产生的乳酸阻碍了胰岛素的流失。
布拉德福特警察署发现巴洛对突然死亡并不陌生：仅仅一年之前，他的第一个妻子33岁时死于一种很神秘的病因。死因至今是个谜，过后他很快就与伊丽莎白结婚。
1957年7月29日，巴洛被指控为谋杀而遭逮捕，他否认在任何时候给他妻子作过注射，直到法庭拿出证据。不过，他也只是承认注射过一种叫麦角诺文的药促使伊丽莎白流产。事实上侦查专家早已预计他会如此狡辩，他们仔细搜寻过现场，当时根本没有发现堕胎药之类的东西。
在审判时，被告强调巴洛夫人身体虚弱，滑倒在浴缸里。大剂量的胰岛素进入血液循环，她的身体已经起了反应从而导致昏迷，在水中溺死。言外之意，巴洛夫人之死与自己去洗澡有关。这个理论很快遭到普赖斯博士反驳，他指出，在巴洛夫人身体内残留着84个单位的胰岛素，除非她的胰腺分泌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1．5万个单位的胰岛素！这绝无可能，巴洛夫人的死因完全可以归咎于注射过量的胰岛素。巴洛被判有罪，终身监禁。
结论
最后，法官对办案专家小组给予特别称赞。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他们采取的分析方法开创了现代法庭科学的一个新方向。
卡尔·科普里诺
时间：1965年
地点：佛罗里达，朗布特基
意义：监狱里充满了试图成为“完美杀手”的人，本案的罪犯正是其中的一个。
1965年8月28日，天刚破晓，茱莉叶·卡罗医生在睡梦中被电话吵醒。她听出是她的一个病人卡尔·科普里诺，他本人也是一个医生。他解释说他刚发现妻子卡梅拉死了，表面上看是死于心脏病。卡罗感到有些意外，这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女子几乎没有心衰竭的毛病，而且卡梅拉看起来一向很健康，但是她没有理由不相信科普里诺，特别是他说到卡梅拉从前天晚上起一直在抱怨胸痛。卡罗开车很快就到了豪华的朗布特基住宅区科普里诺的家。朗布特基在佛罗里达萨拉索塔海湾的另一边。前不久，科普里诺从新泽西刚搬过来，卡尔·科普里诺34岁，曾经是一个麻醉医师，因身体原因被迫退休。卡梅拉本人也是医生。卡罗赶到时，卡梅拉·科普里诺已经无可救药。但是她感到非常的疑惑，卡梅拉身体的位置看起来不自然，她靠右侧躺着，右臂垫在身体下面。卡罗希望发现她手是肿的，但没有发现。而且脸色与心脏病发作好像也不符。床上一点不凌乱，相反，看起来出奇地整齐，如舞台一般。尽管卡罗医生持怀疑态度，但她还是开了死亡证明，注明是“冠状动脉堵塞”。然后她把她的发现告知了萨拉索塔法医，由他来决定是否有必要进行尸检。仅仅过了41天，科普里诺就和上流社会富人玛丽·吉布索结婚了，他们是在当地的桥牌俱乐部认识的。
这引起了朗布特基的居民玛乔奥丽·法贝的木满。法贝夫人是一个50岁的富有魅力的寡妇，她从佛罗里达搬到了科普里诺家附近。经过几个星期的徘徊不定，最后法贝夫人找到了一个她可以信赖的人卡罗医生。她说，她想解脱自己心灵的负担。这个故事接连几个月都上了全国报纸的头版头条。
故事发生在她和她丈夫——新泽西的陆军上校威廉·法贝，结交了科普里诺之后。那段时间，她与卡尔打得火热，并且很快超越了普通好邻居的界限，直到1963年7月30日的晚上，他们有了令人销魂的的肉体交合。正是那天晚上威廉·法贝被发现躺在床上失去了知觉。慌乱之下，玛乔奥丽打电话给卡尔要他马上过来。科普里诺显得无能为力，他假设可能是心脏病发作，因此他不准备出诊，打发卡梅拉独自去了。卡梅拉带回的消息是法贝前天发生痉挛，而痉挛常常引起心脏病发作。
第一具尸体
卡梅拉发现威廉·法贝死在卧室里。“全身青紫，一侧卧躺”，从外观上看身体没有什么痛苦的情状。在科普里诺的催促下，她照例开了死亡证明，注明死因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
这是官方的陈词，现在，在卡罗诊所里，玛乔奥丽·法贝坚持认为上面每一句话都是谎言。她发誓，事实上科普里诺曾给她一个装满药液的注射器，让她趁法贝熟睡的时候给他注射。在最后一刻由于她神经紧张失败了，但是在这之前她已经往法贝的腿里注射了极少量的药液。她叫科普里带来到房间，他扼死了法贝算是完成了最后的工作。卡罗医生很快报告当地的政府部门。通常情况，遭人抛弃的情场失意者所讲的话应该受到质疑。但这一次的情形则有所木同。卡梅拉死前不久，科普里诺将卡梅拉人寿保险金增加到6．5万美元，这是在他小心翼翼地咨询之后才办理的。
新泽西和佛罗里达的权威机构得到对威廉·法贝和卡梅拉·科普里诺开棺检验的命令。尸检由纽约塞里伯拉特·奇特·米顿·赫尔伯博士主持。他检查了威廉·法贝的尸体，没有发现疾病。但是有明显被扼的痕迹，颈部有两处软骨被折断。
赫尔伯仔细检查了卡梅拉·科普里诺的尸体。他排除了冠状动脉阻塞，卡梅拉的心服形状良好。赫尔伯遇上了难题，虽说他在卡梅拉的左臀部发现很明显的皮下注射的针眼，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做了一组侦查实验，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赫尔伯这位有着2千多次尸检经验的老手这次却被难住了。经过冥思苦想，他好像豁然开朗。考虑到科普里诺以前的职业，他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麻醉师会用什么药物杀人而不着痕迹呢？最有可能的药物是一种人造箭毒，名DqM用酸氯化胆碱。
琉璃酸氯化胆碱可以引起全身的肌肉麻痹但不会导致无意识，这意味着卡梅拉的肺拒绝工作，她绝对呼吸困难但没法采取任何措施。所有的书都讲这种药物不能被检测。专家们知道，琥珀酰氯化胆碱在体内转化为其他化学物质，但是具体转化为哪种化学物质不得而知。
毒物学部门的医学检查专家查尔斯·乌姆伯格博士，仔细聆听了赫尔伯的问题并答应攻关。为了尽可能再现尸检时卡梅拉的身体情况，将琥珀酰氯化胆碱注射到兔子和青蛙的身上，然后将动物的尸体埋起来等待情况发生。6个月耐心细致的实验使他很明确地断定，琥珀酰氯化胆碱已转化成其他的化学物质，并且得到了相关的数据。
他发现卡梅拉的头部里有相当量的摇滚酸，这确定无疑地证明在她死之前静脉曾被注射过琥珀酰氯化胆碱。很有意思的是，恰巧卡梅拉死之前，科普里诺曾经从同事那里拿过相当量的琥珀酰氯化胆碱，当时他解释说要在猫身上作实验。警察在科普里诺朗布特基的家中逮捕了他。之后，新泽西指控他还谋杀了威廉·法贝。一个被抛弃的女人
控方决定首先在新泽西州开审，经过一番程序上的较量，1966年四月5日，科普里诺在蒙毛斯县法庭里被控告。当玛乔奥丽·法贝提供证词时，科普里诺的律师弗利·贝力强行插话。他咆哮，根本就没有谋杀，有关谋杀的故事完全是那个恶毒妇人的虚构想象，因为科普里诺抛弃了她，她就用这种恶毒的方式报复他。
贝力对米顿·赫尔伯博士的攻击是不无根据的，但却缺乏坦率。最主要的问题是威廉·法贝是否得过心脏病，在他死之前或之后是否颈部骨折。赫尔伯强调这两点。贝力不愿承认颈部有瘀伤，如果真是由于扼死窒息而死那些瘀伤倒是常会有的。
贝力认为颈部骨折是由于掘尸检验时，被那些笨拙的大铲子，很不小心铲坏的。赫尔伯拒绝考虑这个说法。贝力辩方的专家及目击证人，却有另外的看法。约瑟夫·斯佩尔曼和理查德福特博士，两个都是有造诣的医学检验专家，他们一致认为，不管颈部骨折是不是死后引起的，单就法贝心脏显示的冠状动脉方面的疾病就足以导致他的死亡。
庭审法官埃尔文·锡米尔进行最后的陈词时说：陪审团一下子接受如此大量互相矛盾的医学检查证据，他们必定相当满意对科普里诺犯罪“合理的疑问”。这实际上是在提示陪审团。经过不到5个小时的谨慎讨论，他们裁定科普里诺无罪。
1967年4月，科普里诺接受第10次审判，这次是被控告谋杀妻子。佛罗里达的控方打算在科普里诺的谋杀动机上大做文章。弗兰克·肖伯律师把被告描述成对金钱贪婪成性的花花公子。同玛丽·吉布森结婚是因为对她巨额资产垂涎三尺。当卡梅拉拒绝同他离婚时，他的希望变成了泡影。但他并不因此善罢甘休，科普里诺眼睛盯着卡梅拉的人寿保险金6．5万美元，还有玛丽的银行存款，他孤注一掷，拿他的生命作了赌注。
这次，玛乔奥丽·法贝的证词意义并不大，关键在于医学上的证据。陪审团仔细听了赫尔伯和乌姆伯格描述他们独一无二的实验：发现卡梅拉的身体里有毒物。这是一个绝对有分量、无法申辩的实验。有意思的是，不像第一次审判，科普里诺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作出陈述。科普里诺被控告为二级谋杀，1979年获得假释之前他总共服刑十二年。
结论
选择琥珀酰氯化胆碱作为谋杀的工具，科普里诺知道被检测出来的机会几乎为零。但是他并没有想到科学永远在探索发现新的方法去弥补疏漏。借助于科学，真正可以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理查德·库克林斯基
时间：1983年
地点：纽约，奥兰治堡
意义：专家确信库克林斯基用毒药杀死了几个生意上的合伙人，那么他们是怎样证明的呢？
1983年9月，在罗克兰县的荒郊野地，发现了一具用绳子捆绑，包在塑料袋里的男尸。罗克兰地处纽约新泽西边界向北三公里的地方。男尸脑部被一颗子弹打伤。给人第一感觉，这个人刚死，但是当州医学检查专家弗雷德里克·佐基比博士进行尸检的时候，他发现了两个罕见的现象：男尸器官很新鲜，尸体是从外面开始腐烂的，这与正常的顺序刚好相反。检查心脏的时候，发现了冰块，他马上怀疑这具尸体被冰冻过，看来这位杀人犯企图搞乱死亡时间。（尸体在被抛弃之前已经融化，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时间是不可能确定的。）
用水和甘油洗手后烘干来取指印。他们认定这具男尸名叫路易斯·马斯盖，是宾夕法尼亚一家商店的店主，50岁，1981年7月1目失踪。当尸体被发现时，他还穿着最后一天被人看见时候穿着的衣服，表明就在那一天被杀害。如此冷酷无情恐怖的谋杀，这绝非普通杀人犯所干。
他们调查发现，马斯盖失踪的那一天本来安排去同新泽西的生意人洽谈进一批空白磁带。马斯盖为人谨慎，他将生意成交要支付的9．5万美元藏在他的福特车隐蔽门的镶板里。那辆车后来发现被扔弃，隐蔽门的镶板被撬开，钱不翼而飞。通过当天的电话记录显示，马斯盖那时的生意伙伴叫理查德·库克林斯基。理查德·库克林斯基蓄着胡子，四十多岁。他喜欢自称是外汇投机商。但是他的生财之道却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在他貌似高尚的外表之下潜藏着一颗刽子手的心。他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他谋杀无辜百姓，永远为他自己，为金钱。杀死一百个人的刽子手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库克林斯基曾经残害了多少无辜。有人统计有一百多个。大量资料表明，他早在高中就开始谋杀。他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乔治·马利伯拉德，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体重三百英磅的商业投机者。1980年2月1日，马利伯拉德不幸地因为库克林斯基负债5万多美元同他吵了一架。四天之后，在新泽西城一个领加仑的滚筒里找到了乔治·马利伯拉德弹痕累累的尸体。
任何同库克林斯基交往的人都等于冒着死亡的危险。1982年，他邂逅了药剂师保尔·霍夫曼，库克林斯基要求他提供了一些偷来的削价治溃疡药。库克林斯基精明过人，他吊保尔·霍夫曼的胃口直到最后他恳求库克林斯基能跟他作交易。1982年4月29日两个人最后一次碰头，霍夫曼带来了2500美元的现金，霍夫曼还带了一支枪。从此霍夫曼和钱都不见踪影。库克林斯基自己曾提及，这位药剂师被他扔进了满是混凝土的油筒里。
虽然库克林斯基生性孤僻，但是他偶尔也会同那些嗜杀成性的恶棍在一起干些偷汽车的勾当。他的同伙一个叫丹尼尔·迪普勒，另一个叫加里·史密斯，对于他俩他难以取舍。他们俩头脑都不怎么灵光而且都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于是他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的这种反应是这一类人很典型的反应。为了关照容易上当的迪普勒，他们商量让史密斯先走。他们躲在伯报县汽车旅馆里，史密斯饥肠辘辘，他狼吞虎咽地吃着库克林斯基让他带上的汉堡包，吃了几大口后史密斯觉得整个屋子都在旋转。当史密斯吃着有氰化物的汉堡哽咽在喉的时候，库克林斯基和迪普勒大声嘲笑他。最后，库克林斯基实在等不急了，他扼死了无助的史密斯。他把史密斯的尸体扔在床下。直到四天之后，即1982年12月27日才被发现。在那段时间，房子每天晚上仍向外出租，饭馆里的客人都好像闻到了一种气味，但是没有人往床底下看。
第二年的5月份，一个沿着新泽西西部米尔福克朗顿大道骑自行车的人注意到树上栖息着一只大兀骛，他走近一看是一个塑料垃圾袋，一个人头支楞在外面。吉塞·纳塔拉杰博士，新泽西的医疗检查专家，进行了尸检。尽管她在尸体的肩部胸部发现了淡红色的瘀伤，这可能由于一氧化碳中毒引起，但颈部有带子的痕迹表明死因很明显。在死者的裤子口袋里发现了一个皮夹，里面装着汽车旅馆的收据和家人的照片。通过照片断定，尸体有可能是库克林斯基另一个合伙人丹尼尔·迪普勒。被害人尸体堆积如山，权威机构断定理查德·库克林斯基是一架杀人机器。但是他们却拿不出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据。为了弥补侦查工作方面的不足，从1986年的9月开始，酒精、烟草和武器装备总局派出了代表多尼米克·波利弗朗，化名与库克林斯基接触，卧底行动称为“冰人行动”。经过最初的讨价还价，波利弗朗答应以每公斤31500美元的价格提供10公斤的可卡因。与此同时，库克林斯基渐渐放松警惕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起如何摆脱让他感到棘手的“富有青年”。他全然没有注意到他的每一句话都被录了下来，库克林斯基对氰化物的优点大加赞赏。“静悄悄的，没有一点脏乱，没有一点嘈杂…只要向周围喷一些雾状的东西……你把它喷到人的脸上，他们就睡着了……”。他甚至描述了在街上作的一个谋杀实验。走进人群，用一个手帕盖在鼻子上，向某一个人喷一下，那个人马上倒下死去。旁边的所有的人都以为那个人死于心脏病。他继续说，“最好的办法是抵着他们右边的鼻子向他喷射，那么他就可以吸入肺部了。一旦吸入肺部，他必死无疑。”
卧底行动
库克林斯基用完了他手头的氰化物，但他不能马上再弄到了，波利弗朗同意向他提供可致人死命的毒药。1986年12月17日，他们在新泽西图恩派克附近的一个卡车停车场碰头。按照计划，波利弗朗将三个夹炒蛋的三明治和一个装有氰化物的瓶子一起交给他，实际上波利弗朗给他带的是一种调味品金鸡纳。库克林斯基的计划是在汽车旅馆里会见一个所谓的“富有青年”并毒死他。
库克林斯基带着三明治离开，到一边去作准备。正在监视库克林斯基的人没有想到库克林斯基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为波利弗朗的安全担心，决定提前采取逮捕行动。几分钟后，库克林斯基被带到了警察署。新泽西犯罪实验室的毒物研究部门在三明治里发现了“氰化物”（实际上是金鸡纳），库克林斯基被控告为五级谋杀。
1988年正月25日开庭审判。尽管起诉人胜券在握，但他用的都是间接证据。辩护律师声称库克林斯基的自吹自擂必须由事实来支持。但是假定的毒物受害者史密斯和迪普勒尸检时候都没有找到氰化物的痕迹。
为了反驳辩方的观点，控方请出纽约医学检查专家迈克尔·巴登博士作证。他解释氰化物在身体内很快转化为碳和氮，过几天你什么也找不到。这就是为什么氰化物是很好的谋杀工具的原因。在新鲜的尸体上你可以闻到一种淡淡的苦杏仁的味道，氰化物却连影子都找不到了，但是它可以使皮肤变色。全盘考察案子的来龙去脉和尸检照片，巴登指出史密斯和迪普勒身上都有一块块的青紫，这同氰化物中毒后的情况一样。巴登的证词强调身上的青紫色可能是氰化物引起的。确实，没有一个毒物学家能肯定一定是氰化物引起的。尽管如此，库克林斯基被控告谋杀了史密斯和迪普勒。1988年5月25日，他被判终身监禁。之后他又供认杀死了马利伯拉德、马斯盖和霍夫曼。
结论
这位被称为冰人的暗杀者杀人的手段层出不穷——毒药。枪支、绳子、铁块。棒子——一切到他手上的东西都可以成为谋杀的工具。他现在仍被监禁在特伦顿州监狱。在他有资格被假释之前他已经一百多岁了。
法庭人类学
人的身体共包括206块骨头。男子平均骨头重12英磅，女性平均重10英磅。他们的形状各有特色，对于受过训练的眼睛而言，身体不规则的框架正是由它们支撑。骨头可以表明一个人曾经是怎样生活的，一个人曾经有什么疾病或衰弱的地方，比如佝偻病、小儿麻痹症、骨折、一个人习惯用右手还是左撇子，甚至可能提供一个人从事职业的线索（比如，服务员们的右胳膊比较有力，这在骨骼上有所表现，他们右边的骨骼比左边的骨骼发育得好一些）。
关于骨骼遗留物发现一般要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死亡时人的年龄有多大？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往往令人烦恼的问题（参见乔治·沙顿Geoop Shoton一案）。
2．死者的性别是什么？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头盖骨和骨盆。男性的骨盆窄和陡，而相对来说女性的骨盆则较宽较浅（刚出生的婴儿两者的差别更大）。头盖骨变化最明显的是眶脊和背脊，这两者男性都较大。
3．死者属于什么种族？主要根据是眼窝和鼻子。法庭人类学家将种族分为三大类：蒙古人（亚洲），黑人（非洲），高加索人（欧洲）。黑人和蒙古人鼻子相对于高度来说一般要宽一些，而高加索人的鼻子较窄一些。
4．死者的身高是多少？尸体完整时，测量没有困难，但是如果被分尸，即当一个人的尸体或骨骼不完整时，测量就必须通过计算，因为人肢体的长度和身体的高度有绝对标准的联系。这个联系第一次被华盛顿大学教授和解剖学家米尔德·特罗特发现。二战以后，特罗特为美国夏威夷部队服务，帮助处理战争中被杀害的军人的遗体。通过研究成千军人的骨骼，他发明了一个公式，计算的精确度常常在正负3公分之内。比如一个高加索男人的公式是：
股骨的长度x 2．38＋61．41cm一身高
胫骨的长度X 2．52＋78．62cm一身高
腓骨的长度X 2．68＋71．78cm一身高
这些刻画都针对净骨而言（不包括软骨），测量必须用特殊的骨测量板。而不是一般的卷尺。很明显，测量的骨骼越多，精确度越高。另外一些表格试图提供身体的体形（比如苗条，中等，或者偏胖）大多数此类计算的一般实际应用在空难后对乘客身份鉴定的领域。正如下面案例想要证明的是，骨骼及其透露的信息曾创造了法庭科学最伟大的时刻。
迈克尔·艾罗德
时间：1889年
地点：法国，里昂
意义：这个胜利也许是早期法庭科学家最伟大的胜利。
法国中心小镇米勒里沿岸。人们抱怨有一股恶臭，于是着手调查。一个市政厅工人沿着那股味道发现在一些灌木丛中藏着一个帆布口袋。因为气味令人恶心，他犹豫了一会，解开带子，当一个留黑色络腮胡子男人腐烂的尸体进人视线的时候，他不由得惊吓得倒抽一口凉气。尸体被送到了里昂城陈尸所，运载尸体的带有恶臭的驳船在罗纳河中心抛锚。在船上，
1889年8月13日，保罗·贝纳德博士解开了油腻的裹尸的帆布口袋开始了检查。尸体严重腐败，难以作出肯定的结论，但是他肯定死者是被扼死的，受害者年龄是35岁。
四天之后，发现了一个木箱碎片，从味道上判断它装过死尸。这无疑又增加了一些神秘。箱子上铁路方面标签表明，它是7月27日从巴黎运到佩林奇里昂的。
恐怖尸体的发现成了全法国头版头条的新闻。案子也呈送到了法国苏雷特警察局长助理马里佛朗西斯·加仑那里，他马上去查询失踪人的材料7月27日星期六，有一个人报案说他的姐夫托萨特·奥格森·戈菲前天失踪了。戈菲，49岁，是州副司法官——一个臭名远扬的花花公子。加仑参观了戈菲在吕蒙梅特的办公室。看门人报告星期五晚上9点钟他听到一个人上楼梯，他曾认为是戈菲。但是当那个人下楼梯慌慌张张走掉时，他才发现他是一个陌生人。在戈菲的办公室，除了地板上有一堆用过了的火柴，别的什么也没发现。他不再考虑戈菲在此失踪的问题。他考虑很有可能在戈菲多变的性生活中有另一段插曲。于是加仑离开了戈菲的办公室。
但是他仍没有把握。当戈菲的姐夫来到里昂陈尸所时，看了一眼尸体，就摇摇头说，失踪的人是栗色头发，而尸体的头发是黑色的。尸体认定有误了吗？
不管当地检察官告诉他案子差不多已解决，加仑的固执使他来到了里昂。出租车司机告知警察，有三个坐车的人搬着一个重重的箱子通过火车从巴黎运到了米勒里。几个小时之后，加仑断定那个出租车司机说了假话。调查只得重新开始。
加仑会见了贝纳德博士，这个医生很得意地摇着装有从木知名者身上取下来的头发作测试的试管，断定尸体绝对不可能是戈菲，因为头发的颜色彻底地不一样。加仑对贝纳德的夸夸其谈表示怀疑。贝纳德观察加仑把头发浸入蒸馏水里，洗走冷硬的黑色血污，慢慢地呈现出了明晰的栗色。在加仑的要求下，尸体从拉贵蒂尔公墓里挖出来，移交给里昂大学法医教授杰·亚历山大·尤金·拉卡萨基，他是一位科学犯罪侦查的真正的先驱。
拉卡萨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将他的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骨骼和头发。他花了几天时间剥开生蛆的肉，只剩下骨骼。他的专家慧眼马上就发现了不正常的地方。死者右膝盖畸形，使得这部分骨头和肌肉紧紧相联，这部分的肌肉萎缩可能是因为瘸腿。家庭成员证实戈菲幼年时曾从马上摔下来，从此腿瘸了。至于死因，拉卡萨基同意是被扼死的——甲状腺软骨的破坏就是明证——但是他认为这些迹象表明，人手扼死的可能性远大于贝纳德所断言的是用绳子扼死的。另一个意见是关于尸体的年龄，贝纳德猜测35岁，但是检查牙齿后，拉卡萨基猜测死者年龄将近50岁（戈菲当时是四十九岁。）。最后，显微镜比较从他平时梳头的梳子上取得的头发和从尸体上取得的头发，拉卡萨基断定这具尸体就是戈菲。凶手仍逍遥法外，加仑返回了巴黎。他仍不遗余力地工作，他自己出资悬赏提供线索的人。真的奏效了！戈菲的朋友描述发生谋杀的两天前，他曾看见他生气地拿着一根棒子，和他在一起的是光头麦克·埃洛德。当时在场的还有埃洛德富有吸引力的年轻女人力帕里尔·波姆帕蒂。埃洛德曾因拉皮条而被控告有罪，现在却无影无踪了。
第二个箱子
为了唤起公众的记忆，加仑雇了一个木匠照着破箱子做了一个箱子，放在公共场合展览。估计有3．5万人排队参观过，有关此箱子的照片在世界各地散发。过了些天，加仑收到一I居住在英国的法国人的一封信。他告知在7月初，一个男人和她的女儿——埃洛德和波姆帕蒂，曾经和他住在同一旅馆，在回到法国之前，他们买了一个箱子，非常像照片中的那个箱子。
尽管新闻覆盖面非常之广，埃洛德和波姆帕蒂在1890年1月才听到消息。令人意外，埃洛德从纽约写信给了加仑，在信中他申明自己的无辜，对波姆帕蒂大放厥词，指控她为谋杀凶手。
几天过后，这个奇特的故事情节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波姆帕蒂出现在加仑的办公室里，讲述了一个令人惊诧的有关贪婪、性、谋杀的故事。在她的宿舍里，她同戈菲约会，她偷偷把系在她长袍上的一根腰带套进他的脖子，然后将它系在头顶的滑轮上。这是给埃洛德的信号，他从窗帘后面跳出来开始拼命将戈菲往上拉。但是打在滑轮上的结松了，不得已埃洛德只得用他强有力的手扼死戈菲。他们俩的目的是为了抢劫……在党菲办公室地上的火柴是他在找东西时用掉的，但是他没有发现藏在纸里面的几千法郎。第二天，他们把箱子带到了里昂，然后飞往美国。根据波姆帕蒂所说，埃洛德声明他的意图就是想玩一把谋杀游戏。后来她返回了巴黎。
1890年5月19日，埃洛德哈瓦那被抓获引渡回法国。如期所料，审判引起了轰动。没有被告像埃洛德和波姆帕蒂那样狗咬狗的，他们都试图将对方淹死在证词的海洋。结果无庸置疑，只有等待审判。加利克法庭对于有勉力的年轻女性被告一向宽大，波姆帕蒂没有例外，她被判20年监禁，埃洛德上了断头台。
结论
要是埃洛德和波姆帕蒂将箱子运到里昂之外的任何地方，他们几乎百分之百地能逃过侦查缉捕。他们选择了里昂，没有想到箱子和箱子中的尸体遭到亚历山大·拉卡萨基最严格的检查。他对戈菲尸体的鉴定，可以说是他长时间的职业生涯中法庭科学最杰出的胜利之一（他死于1921年。他第一个意识到弹道痕迹的重要意义；他在犯罪现场血液分析方面也是一个先驱；以后，他又投身于犯罪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中。有关人体研究的工作也没有与之齐驾并驱的人，拉卡萨基完全有资格被称为用科学方法进行犯罪调查方面的先驱。
阿尔道夫·路特格尔特
时间：1897年
地点：伊利诺斯，芝加哥
意义：此案轰动了美国，从此科学在法庭开始有了立足之地。
当十九世纪悄然来临的时候，芝加哥的人口以巨大的速度增长着。工业的回报是丰厚的。1897年，阿尔道夫·路特格尔特，一个又矮又壮的中年德国男子，在北部城市当了香肠工厂的业主，过着一种舒适的生活。不幸的是，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给他的家庭带来幸福。路特格尔特根深蒂固是个放荡的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外面和各式各样的女人鬼混，在家的时间反而少。但好像事有转机，5月1日，他和妻子路易莎夜晚在外闲逛。这是人们最后一次看见路易莎还活着。
三天过后，她的哥哥到路特格尔特屋子拜访，焦急地想知道上她哪儿去了。路特格尔特耸了耸肩表示了他的关。乙，仿佛掌握秘闻似地告知他哥哥，路易莎和一个情人私奔了。
这样一种态度简直荒谬完全不合清理。愤怒的家人向警署报了警。在当地的阴沟、下水道搜寻没有找到任何东西。5月15日，他们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了香肠厂。一个神经质的守门人把他们领到了地下室，那里有三个大蒸气罐。有一个是带有恶臭的略带红色的液体，通过三个粗黄麻布口袋作的袋子过滤，在剩余物中发现好像是骨头的一部分，他们还发现了两个金项链，其中一个大的刻着“L．L”。
在罐的周围发现了更恐怖的东西，一缕12英寸长的头发，半截假牙，一块布，一些细绳，一块碎皮革和一个发夹。在烤房的一堆灰烬里，烧焦的骨头和女用束腹钢带，这强烈说明路特格尔特试图将他的妻子在香肠罐里煮得一无所有，然后将剩余物烧成灰烬。对蒸汽罐里渗流出的略带粉红色的液体进行分析，发现了通常只有在血液里才能找到的血红素的成份。
这些恐怖的发现使当地的波兰人和德国人感到震惊，他们的主食被这样一位恐怖的业主所糟踏，真使他们大失所望，开庭审判路特格尔特时，公众走廊里人山人海。谋杀计划
人们听着这个不惜为金钱将坏事做绝的邪恶的故事。他对自己的所做所为没有丝毫后悔。他在她面前不断炫耀自己的风流韵事，而且不只一次地计划摆脱她。这个计划在3月11目具体实施。根据香肠厂的员工弗兰克·奥多斯盖所说，路特格尔特曾经叫人将价值378英磅的粗钾碱运到厂里。接下来的一个月即4月24日，奥多斯盖和另外一位员工将钾碱倒在蒸汽罐的管道里。路特格尔特用舌头舔了舔“像火一样发烧”的钾碱，倒满水，然后让它慢火炖了一周。
路易莎失踪的那天，也就是星期天，路特格尔特打开了门，让蒸汽进入蒸汽罐。混合物一旦沸腾之后，他打发看门人出去，那天白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厂子里是空的，整个周末罐都在冒泡泡。星期一早晨，路特格尔特将那些煮沸了的剩余物倒在地板上，然后在烟囱将剩余物烧了。烧空之后，将烧不化的东西倒在铁路沿线。
接下来是起诉路特格尔特。综合所有辩方怀疑，问题都集中在这种混合物是否真的能达到弃尸目的。他们煮了一大锅钾碱，将死尸放在里面，得到了同样的结果。
侦查小组委托哈佛受到严格训练的病理学家乔治·多尔西博士检查残骸。他和来自医学博物馆的同事发现了股骨、趾骨、肋骨、粉骨（受压较大的肌位内生成的一种小骨，特别出现在物指如脚趾的联结处）、一个头盖骨碎片、一块掌骨和部分的肽骨。对于多尔西来说，局面难以对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富有戏剧性。这些烧焦的残骸和博物馆里的样本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他要试图向法庭证明这些总量仅仅几英两的骨骼碎片，确确实实是一个女性的身体的一部分。
鉴于后见之明，现代病理学家对这些陈述表示怀疑，焦点在于已发现的尸骨是否有充足的证据鉴定是人的器官。与多尔西同时代的人也同样表示怀疑。尽管如此，被告还是被丰富的证据定罪。路特格尔特的有些解释与医学相冲突。他无法解释那个刻有名字的结婚纪念的金戒，目击证人证实路易莎的指关节由于关节炎发肿，金戒指从她手上滑下来是不可能的，除非找到其他办法。
路特格尔特被控告为一级谋杀，服终身监禁。19if年他死于心脏病。
结论
可悲的是，多尔西忍受了来自其他人的批评，更审慎的病理学家更是劝他永远不要在审判中作证。即使他的自尊遭到践踏，但是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没有像乔治·多尔西博士这样的开创者，法庭证词永远不可能走到现代的可信度。
乔治·沙顿
时间：1919年
地点：威尔士，斯旺西
意义：一个欺诈、谋杀、策划、迷惑侦查人员几十年的令人不可置信的故事。
1920年春天，南部威尔士的侦探调查证明，在11月份之前失踪的26岁富有扭力的歌舞团前任女团员梅米·施汤特被人谋杀。更令人痛苦的是他们已经了解到是一个名叫乔治·沙顿的油腔滑调的海员杀了她。淮一使人们心怀希望的是，到目前为止警署还没有找到梅米·施汤特的尸体。
1918年她同沙顿结婚，经过多次搬迁，这对年轻人在能眺望斯旺西海湾的一个遥远的村庄安家落户。1919年圣诞节前夕，他们双双失踪了。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一个男客人离开了斯旺西宾馆，留下了一个皮箱子。到了第二年三月，箱子仍无人认领，宾馆业主已向警方报了案。箱子里有两件衣服，一双鞋子，一些丝绸带子和一些首饰，一本《圣经》，一串祈祷念珠和一套修指甲的工具。有些碎纸片上面写着父母地址。施汤特夫人和先生证实这些东西是他们女儿的，而且声明他们已经有好多个月没有和她取得联系了，他们二老都十分担心她的安全。他们拿出一封梅米写的信，信中她对丈夫表示了极大的怀疑。信是这样写的：“如果你们收不到我的信，请写信给赫恩夫人（一个朋友）看看她是否知道我的一些情况，我对那个男人根本不了解，我认为我不会和他生活太长时间。我的生活已是毫无生命的价值。”赫恩夫人证实梅米曾央求：“如果我失踪了，你会尽你最大的努力来寻找我，可以吗？”
不久，一个村庄的清洁工人发现了卧室衣柜里有一个黑色的手提包。这里面有一张签有梅米名字的糖供应卡和二英镑的兑换券（合8美元人正在这时，苏格兰的主要检查官威廉·德雷浪发现了梅米·施汤将永远无法知道的事情——乔治妙顿数年前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和孩子就住在离他安家的村庄几公里远的一个独门院落里。
沙顿承认他认识梅米，并且将那只箱子放在旅馆里，但是他否认他们结过婚。他承认12月初，他最后一次见到她。他们曾为她不信仰宗教争吵过，伤心过。至少这个故事的某一个侧面可以被证实。警官们发现梅米写给她的倾慕者的信：“我的老公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但是为什么眼睛不能看，心儿不能忧伤……难道只有等到死才能看见你，感受你亲爱的臂膀将我围绕。”
有理由相信乔治·沙顿被嫉妒折磨，他杀了梅米然后弃尸，搜查村里花园的每一个角落，但一无所获。警官们作扇形散开，搜查周边的村落，同样一无所获。失踪女人的肖像，电传到全英国，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线索。1920年5月29日，警方只能以“重婚罪”将沙顿逮捕。他为自己辩护，曾经有人借他的名义于1918年7月同梅米结婚，但这并没有影响法庭的判决。乔治·沙顿开始服18个月的苦役。这个失踪了的歌舞团的前任女团员的案子好像已经结案，但是41年之后案件峰回路转。四十年过去了
1961年11月5日的星期天，威尔士南部沿海地区被称为布兰蒂矿区的三个矿工正在开发一个废弃的矿井，突然有了一个毛骨悚然的发现。在一些岩五的后面，几乎被一个厚石板挡住，放着一个装有人骨的麻布口袋。附近有一把黑色的蝴蝶形梳子，上面还有一缕黑棕色的头发，还有两根项链和一个结婚纪念的金戒。
残骸被带到加迪夫的法庭科学实验室，内政部的病理学威廉·詹姆士博士和约翰·格里菲博士把这些骨头拼结成一个完整的骨骼。
死因无法确定，它可能是由于扼死和打击致死，但最终说不准，尸体被锯成三大块。从骨盆来看，是女性。她的身高是五英尺四英寸高，这与梅米·施汤特身高一样，对骨骼进行细致的研究，可以显示这个女人死亡时的年龄在二十岁左右。骨头末端的软骨，特别是长骨头，非常柔软并且不断生长。最终这些软骨钙化成骨头。这个过程常常在25岁完成。当剩余的骨骼固化，头盖骨缝合，使之联成一体，以一种可预计的速率再固化，最后彻底的完成要等到30岁。在此案，所有头盖骨都不是闭合的，估计那个女人在她死之时年龄在24岁和28岁之间。
残骸在性别、高度；年龄等方面与梅米·施汤特的特征相匹配。在煤矿通风并找到的衣服和鞋子的碎片是20年代生产的。一个年老的太太，施汤特的亲密朋友，证实项链是失踪了相当长时间的女孩的。在项链上压印的纯度证明印记表明生产日期在1912年至1918年之间。结论性的鉴定是将梅米在演艺事业阶段拍的生平肖像制作成头盖骨的照片。毋庸置疑，41年之后，梅米·施汤特的尸体已找到。
会同陪审团验尸，法庭听到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故事。一个83岁的前任邮政员工比尔·西蒙回忆，1919年的一个下午，他碰巧碰到了乔治·沙顿在村庄外吃力地背着一个重的麻布口袋，沙顿抬头看见了西蒙的兰色制服，几乎要晕倒了，但他马上神智清楚了，他说：“天啊！刚才我以为你是警察！”西蒙答应帮忙将麻布袋搬到沙顿停在路边的大车里。沙顿慌慌张张地拒绝了，然后独自搬动麻布袋。最后，沙顿开车朝布罗德煤矿的方向走了。
考虑到这个证据，验尸的陪审团认定骨骼确确实实是梅米·施汤特的。她被谋杀了，乔治·沙顿被指证为谋杀凶手，所有这些问题都归结到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乔治·沙顿到哪里去了？
三周过后，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在内进行了大搜查之后，前海员被找到了——他躺在英国西部的坟墓里。他死的时候是1958年4月30日，在布里斯托医院，78岁，孤独一人，一文不名。法庭科学使他的秘密曝光，但是用证据控告他已迟了三年。
结论
今天，法律允许陪审团在无验尸官的情况下认定谋杀嫌疑人，1977年刑法曾经取消了这种特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后一次这样指定的谋杀嫌疑人叫洛德·卢肯，他在1974年杀了他的小孩的护士之后逃之夭夭，从此他再也没有被找到。
威廉·贝利
时间：1933年
地点：新西兰，鲁阿瓦罗
意义：此案因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审判而结案，尽管被害者的尸体永远也找不到了，但被告仍被控告为双重谋杀。
1933年10月的一个星期一，克里斯托伯·莱克的尸体从农场的池塘里被拖曳出来，她和她丈夫萨姆所工作的这个农场在新西兰北部的城镇鲁阿瓦罗附近。她满脸青紫印，极其恐怖地昭示她是被人谋杀的。她的丈夫萨姆·莱克也失踪了，同时不见的还有他的几支枪。附近一辆十来年没用过的轻便马车刚刚被动过，轮子上沾满了新鲜的血污。大量的血迹则是在农舍里发现的，这表明某人在屋内枪杀了萨姆·莱克，然后用轻便马车弃尸。但是尸体被扔到了哪里呢？
直到10月30日，这仍是一个谜。那天一名警察在离莱克家栅栏很近的沼泽地里探查，发现了失踪的武器——两支短枪和一支来复枪，后来被证实都是莱克的。相毗连田地的主人威廉·贝利咆哮着，恼羞成怒地命令警察马上离开他的士地。警方对他的好战并不感到奇怪。他们对贝利与莱克之间的感情纠纷早有所闻，他们争吵的缘由是有关土地放牧权。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争吵以克里斯托伯的吼叫而告终：“你杀了你的堂妹爱丽丝二贝利，你的良心正在受谴责。如果我们得到了同样的遭遇，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
警方保证他们没有任何非法侵入他土地的意图。贝利因此变得合作多了，竟主动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或许萨姆·莱克发现了妻子的尸体之后，慌忙逃跑了，因为他怕被怀疑为谋杀者。很奇怪的是，对这样的结果作了陈述之后，贝利自己也突然消失了。很快，一位邻居过来谈及在莱克失踪的那天，从贝利的牛舍里有浓烟冒出来。警方马上就去调查。焚尸
牛舍的地板上有一薄层绒毯似的灰烬。角落里有一个被烟熏黑的大油桶，四周都是血。这一切立即使人有了一种恐惧的念头，在油桶这个焚尸代用品里莱克被烧成了灰烬。在农场里展开的大规模的搜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搜查者发现了成千块被烧焦的骨骼碎片，还有一颗假牙，一些大麻袋，一只打火机的一部分以及一个与莱克本人有的极其相似的桃木烟斗杆。从油桶取出来的以及在牛舍各处发现的铅弹碎片总共有28．7克，和从莱克来复枪里射出来的子弹的精确重量恰巧相一致。同种型号的弹壳在贝利的粗布制造的工作服口袋也找到了。清理专门洗羊毛的下水道又发现了很多骨头，混在一起的还有一缕淡色的头发、一些子弹和打火机的白色羊毛油绳，这种油绳与在莱克夫人家工具袋里的油绳一模一样。
虽然调查人员认定贝利就是双重谋杀者，但为了反驳未来被告声称是贝利杀了他妻子然后逃之夭夭，他们想进一步证实这些尸骸就是萨姆·莱克的。
新西兰首席病理学家利恩奇博士被邀请对这些尸骸作全面检查。这真是一个艰巨繁重的任务。他最先着手处理头发，证明它确确实实是人发。对于骨头他也—一作了检查。对照人体骨骼图，他指明这是脊柱上部的骨头，这是脚跟骨头的一部分，那是头盖骨的顶部。为了证实，利恩奇曾经在大油桶里焚烧一只50英镑重的小牛的尸体。火是从一个下午的四点一封点燃的，到了次日上午，尸体化为了一桶灰烬，和在牛舍里发现的灰烬一样。
在里思奇完成他的工作之前，贝利就不再躲藏而主动自首了。他作为双重谋杀者在奥克兰的审理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十二个目击证人作为控告方的举证，都不如利思奇的工作来得有成效及有说服力。他拿出木下250个物证——各种坛坛罐罐。瓶子、盒子、小药水瓶，这些容器全部盛的是莱克的残骸。辩护方所拿出的反对意见就是警方共谋制造证据来对付原告，但这种反对的声音极其虚弱。
1934年6月23日，历史被创造。在没有萨姆·莱克尸体提供证据指证贝利的情况之下，贝利仍被控告为双重谋杀者。一个月之后，他在芒特伊登监狱被处以绞刑。
结论
甚至今天，陪审团在尸体找不到的时候也不愿裁定谋杀罪。新西兰的陪审团愿意在许多年前开历史之先河，充分证明了法庭证据的质量和数量对控辩方是多么有利。
约翰·瓦尼·盖茨
时间：1978年
地点：伊利诺斯，德斯普兰斯
意义：盖茨作案手段极其残忍，使得认定他所涉案的受害者几乎成为不可能。为认定他们的身份，进行了最辛劳的分析工作。
1978年12月13日，当警方访问承包商约翰·瓦尼·盖茨在伊利诺斯德斯普兰斯的家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最残忍的系列谋杀案的杀手将被曝光。他们在那儿例行公事地处理一个失踪者的报告。15岁的罗伯特·皮斯特曾在盖茨那里应聘工作，但从此以后就不见了。盖茨，36岁，对警方的问题极力回避。但是接下来的背景调查发现他曾经因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性骚扰而被判刑。警官们又赶紧回到盖茨在西部夏天山谷大道的屋子。几乎没有命令他，盖茨就带他们去看一扇活门。这扇门通往屋下可以猫腰进去的空间。
当门启开时，一幅惨不忍睹的录像出现了：
到处都是尸体，所有的尸体生前都被扼死且被强好过。盖茨面无表情地承认有刀具尸体在地下室或汽车库被焚烧。（实际上有28具尸体——他忘了一具）当他沿着屋子周围走了一圈的时候，盖茨又指出了随意倾倒的另外两具尸体，包括罗伯特·皮斯特的那一具，就在河附近。
作为一个作恶多端的同性恋者，盖茨看准了芝加哥巴克豪斯广场那块地盘，专门盯着青年男子，给他们吸大麻，诱骗他们乘上他的黑色老式轿车。那些屈服于他野蛮性要求的人，则被毒打流血后释放。那些不屈服于他野蛮性要求的人，则被注射三氯甲烷之类的麻醉剂，然后使对方失去知觉，强奸并杀害对方。盖茨引诱其他受害者，则是许诺每小时5美元的工作，帮助他联系业务。没有人能活到拿到报酬。
鉴定这些尸骸给调查者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首先，这些受害者都极其相似——都是年龄从十四岁到二十岁的男性。另外许多家长都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儿子堕落，过着那样一种令他们反感的生活方式，而不情愿提供任何援助。只剩下牙齿曲线图、X光检查和指纹记录可以提供他们的姓名，但政府获取这些资料的希望真是渺茫。1979年底，只有十个人的身份得到认定。受挫于这样缓慢的进展，调查人员求助于奥克拉何马的人类学家肯尼迪咬诺，他对于骨骼有着百科全书般的知识。
因为盖茨不经意的理尸技术——尸体与尸体搭在一起。史诺首先得保证从不同骨架上下来的骨头不被掘尸人员弄混。第H步他为每一个头都绘制了一幅有35个要点的参考图以比照各种各样失踪人的报告。
由此产生的名录中有一个叫大卫·塔斯玛，十九岁，来自海外的报告说他于1977年12月9日在芝加哥地区失踪。当他还是个男孩的时候，曾经摔断了左胳膊。史诺回忆起其中有一个骨架——也就是第十七个从盖茨的屋里掘出来的骨架——有着相同的症状。骨架五英尺十一英寸，和塔斯玛一样高。同时医院记录证实塔斯玛曾经遭受过头部创伤，这具尸体也显示如此。福尔摩斯原理解释了史诺的最后发现：塔斯玛的左胳膊比右胳膊稍长几毫米。再加上左肩呷骨倾斜，都强烈地表明受害者曾经是左撇子——塔斯玛生前确实如此，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尸体的鉴定工作，后面还有许多尸体有待鉴定。1979年全年都在进行辛苦的研究工作，但到年底仍有九具尸体没有得到认定。进一步研究有困难，史诺决定改变研究方法。
法庭颅相学
用头盖骨重建脸部的技术并不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1895年，瑞士籍的解剖学家威赫姆·西斯制作人体模型，他常常为自己的工作千篇一律感到厌烦。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人给他一个怀疑是琼恩·斯巴斯廷·巴赫的头盖骨。通过精心地重建脸部，他肯定头盖骨确确实实是那位伟大作曲家的。
很明显，眼睛和头发虽然有想象的余地，但是他发现头盖骨的构造能给他提供一个明确的看法，即那张脸到底长得怎么样。
现代从事脸部重建的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就是贝蒂帕特·伽特丽福医生，她常常与史诺合作。后者给了她七个无法辨认的头盖骨作研究，她首先着手在头盖骨的关键位置粘上铅笔橡皮擦头以固定皮肤的厚度。用制作模型的粘土按照精心描绘的尺寸敷涂。这些工作使林特丽福知道，嘴巴和脸颊到底长得是一个什么样子。但并不包括鼻子，这往往是最困难所在。因为人死后软骨迅速腐烂分解，只留下一个有特色的空洞。只有将尸骸中骨骼碎片重组才能使林特丽福有充分把握估计鼻子的形状有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最后的工作就是妆饰：安上假眼，除此之外，还要戴上合适颜色的假发，在这些案例当中头发和尸体是一起找到的。当脸部重建照片通过大众传媒公布以后，反应却令人失望。没有一个尸体由此得到认定。虽然芝加哥有两姐妹打来唯一的电话暗示其中一张照片与他们失踪的弟弟极其相像。具有悲剧意义的是，这两个女孩因为他们的家长不愿意被牵涉而无法进一步配合。到了最后，很明显看出是缺乏家长们的关心而使调查工作受阻。九个被盖茨残害的受害者的身份最终没有得到认定。
结论
1980年3月13日，盖茨被控告杀害了33人，在美国居第一，被判处死刑。他为他的命运抗争了十四年，于1994年5月10日结束。他被注射致命药物处死。
约瑟夫·门格尔
时间：1985年
地点：巴西，恩布
意义：通常法庭科学证明一具尸体的身份时，它的证明对象应该是凶杀或事故的受害者。然而在下面这个案例中角色却给颠倒了：受害者是已知的，他们成千上万。但是仅凭巴西山脉发现的一把骨头就能证明这是杀害他们的凶手吗？
1945年1月27日下午，俄国士兵长驱直入奥斯维辛的大门时，这极有可能是世界第一次目睹大规模灭绝种族的屠杀。成千上万的尸体横陈地上，这只是幸存的一部分。估计有125万的人死在波兰一个偏僻的角落，牺牲在纯种雅利安人的祭坛里。虽然毁灭的罪证被保存下来，但是这次疯狂的策划者却消失在战后欧洲的临时宿营地里。其中一位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缉罪犯。
对约瑟夫·门格尔医生的搜捕是秘密缓慢地进行的。起先，他很幸运，他的名字不为同盟国所知。在美国人控制的一小段时间里，他们同样不知道他是谁。1949年他去了阿根廷，在那里实际上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1年，在抓捕另外一个纳粹分子阿尔道夫·伊奇曼的时候，却引起了对门格尔的兴趣。这位被人称为“死亡天使”的疯狂医生，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亲手杀死了四十万人的性命，成为了历史上最可怕的“吃人巨妖”。在孩子们身上做的大量的令人惊骇的实验刺激了这位丧心病狂的家伙，他不顾一切地想象要从试管中创造出完美的种族。
这件事情随着兴趣的高涨变得越来越神秘。许多书刊、电影都间接地提到那个可怕的曾经发生过屠杀的地方。在那里，越来越疯狂的门格尔通过使瑞士银行的资金膨胀以及纠集拉丁独裁者，以达到“复兴第三帝国”的目的。他的家人坚持认为他已经死了，但是缉捕者却不那么认为。国际上一致普遍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使得1985年华盛顿宣布官方将努力对门格尔绳之以法。
但是这一切都太晚了。当门格尔临近被捕的谣言越来越强大时，住在巴西的一对德国夫妇伍尔夫雷姆和丽苏内特·玻扎特意外地终止了所有推测。他们将警察带到一个名为恩布的小村庄，在那里发现了一个名为伍尔夫干·杰哈德的坟墓。据他们说，那就是约瑟夫门格尔的最后归宿，他溺死于1979年，当年67岁。
恰好在同盟国部队踏上诺曼底41年后的那一天，本地法庭部门的主管人员乔斯·安托宁·曼诺打开了棺材。来自美国。德国的科学家以及代表追捕门格尔达十年之久的维也纳西蒙。威斯塞尔中心的独立小组，取走了棺材里的东西去检查。为了证实一个罪犯的身份组成一个如此庞大的队伍，真是史无前例。
盆骨的特征——窄而深揭示了这具骷髅为男性，右侧的骨骼明显地比左侧骨骼长，说明这个人生前习惯用右手。它的眼窝和鼻梁呈白种人的特征。许多特征还帮助推测了死亡时的年龄。因为在人的一生中，牙齿以一定的速度发生磨损，再加上对牙根消融程度的分析等等，就能对人的年龄有一个大致的估量了。那具骼髅显示的年龄在m岁到70岁之间，与门格尔的年龄非常接近。用显微镜观察股骨的血管（数量越多，越细碎，那么就越老）也同样显示那具骷髅是一个70多岁老人的。
因为门格尔的SS档案只包含了极少量的体貌特征——白种男性，174公分高（5英尺8．5英寸）头围为对公分（22．4英寸），所以科学家不得不认真对待。从1938年的一幅手绘牙齿曲线图表明有十二处补牙，但可惜的是都没有标明类型及位置。当然，也没有提及门格尔颇有特色的大牙缝笑容。尽管药物记录很少，但是某些必须要得到的结论都已经得到了。对股骨、胫骨、肋骨等大量骨骼的测量推测出人体的高度为173．5公分，比我们已知的门格尔的身高差半公分。同时，通过对牙齿进行X光检查，同时与1938年的曲线图进行精细地比较，均显示了在此人的上丰碑的门牙之间的缝隙很大，想必正是这个因素造成了牙缝的笑容。
剩下来的工作是由西德来的法庭人类学家理查德·赫尔曼提供最终确定的证据。运用录像复制技术，照片被放置在头盖骨的照片之上，以确定这两个人是否为同一人。赫尔曼首先在头盖骨上标出了30处可鉴定标记，接着两个高清晰的摄像机被装置在一定的轨道上，赫尔曼开始拍摄。运用门格尔已有的照片和头盖骨的照片，赫尔曼能够准确地将两者匹配。在有确定科学证据的前提下，他允许法医队发表声明，在恩布发现的骨骼正是约瑟夫们格尔的骨骼。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为这一消息感到高兴。一些受害者和活动家，特别是那些记者和作家仍然相信门格尔还活着。他们说，这个“死亡天使”又一次玩弄了全世界的人，他依然隐藏在我们之中，幻想着他的疯狂的统治世界的阴谋。
结论
最后，在1992年，这个神话终于彻底地被揭穿了。通过把从巴西挖掘出来的骨骼与门格尔在德国的亲人的骨骼相比较，经过一般医生不能想像的技术分析，发现他们的DNA是吻合的。抓获本世纪最想抓获的罪犯的战役最后真正地结束了。
约翰·李斯特
时间：1986年
地点：新泽西，韦斯特菲尔德
意义：骨骼不仅反映了罪案中受害者的特征，偶尔还反映行凶者的特征。
在新泽西韦斯菲尔德，一所巨大破旧的房子孤独地耸立在风中。一个月来，屋子里的灯光彻夜闪烁。住在希尔赛德大道的邻居们都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们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约翰·李斯特是一个吝啬的保险销售人员，不可能支付不必要的高额电费。接二连三的电话打到警署，警方终于在1971年11月7日晚开始采取行动，派两名警察进行调查。当他们敲门而没有人回应时，他们不得不从窗户进去。房间里像冰窖一样冷。他们迅速搜巡了有着泥间房间的住宅，最后停留在住宅后部的一间大房间里。任何一个人都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在地面上，整齐地排列着四个睡袋，好像被人精心整理过一样，在每个睡袋上都躺着一具尸体。约翰·李斯特的妻子和她的三个孩子都被子弹射中头部而死。她的85岁的婆婆阿拉玛·李斯特死在楼上的房间里。只有约翰·李斯特失踪了，在一个文件橱里发现了五封写有地址的信件。从信件内容可以窥见一个精神达到崩溃边沿的人的可怕的内心世界。李斯特是本地路德教会的顶梁柱，由于经济上的失利而导致破产，与其让他的儿子们在朋友面前受到嘲弄，不如决定杀死他们。同样的原因，他的妻子与母亲也受到同样遭遇。他的女儿因为对表演感兴趣，但宗教信仰将限制她的发展，所以她也不得不死。李斯特清楚地知道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是始终认为他的家人因此分担家庭的耻辱是他不可忍受的。
病理学家估计凶杀可能发生在一个月以前。刑侦人员根据家庭成员的行动踪迹将发案时间缩短到11月9日那天。海伦·李斯特在早上被打死，接着阿拉玛在数分钟后被杀死。下午，当孩子们陆续回家时，李斯特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杀死。他总计打了23发子弹，一种是0．22口径左轮手枪，另一种是1918德国式9毫米圆筒式手枪。随着调查的顺利进行，刑侦人员们非常有信心将这个案子弄得水落石出而很快结案，毕竟他们已经取得了书证。甚至李斯特的失踪也只被看成一个小小的暂时挫折，他们相信他将会很容易地被发现。
在尸体发现后的仅仅北小时，有关李斯特的第一个线索就被找到了——李斯特的东西在纽约杰佛克机场的昼夜停车场被发现。同时还发现他身上带有一定数额的现金，银行记录显示，在案发当天，李斯特从他妈妈的帐户上取走了2100美元的现金。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抓获李斯特的希望化为泡影。通缉令海报也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基于此案在德国的重大影响，宣传品也被分发到了两德和南非一些讲德语的地区，但仍一天所获。当侦查转向路德教会势力很强大的地域时，更多的困难也接踵而来。到目前为止，时间已经过去几年了，但还是没有一点儿失踪人的迹象。仿佛约翰·李斯特从此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意志坚定的侦探
当贝纳德·特雷茨第一次来到韦斯特菲尔德警署时，李斯特已经失踪两年了。然而，这位新手对这桩积案有着特殊的兴趣，但他也五万没有想到抓一个人会花掉他十六年的时间。当贝纳德。特雷茨晋升到侦探职位时，客观上允许他有机会增加更多的投入去寻找这个逃之夭夭的杀人犯。但条条道路都被堵死，结果仍是一无所获。直至1986年，差不多在他快要绝望的时候，特雷茨联系了一份超市小报，想法进行炒作，以重新燃起公众对李斯特一案的兴趣。2月17日，《周末世界新闻报》刊登了有关李斯特家庭谋杀案的报道，并且登出了逃犯的照片。科罗拉多奥罗拉的一位读者旺达·弗兰言看到照片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她的邻居的丈夫，一个名叫鲍伯·克拉克的人和杀人犯李斯特之间有着异乎寻常的相似之处。她完全不能控制自己，把看到的报纸带给克拉克太太。迪罗丝·克拉克认为这些消息简直荒谬之极，虽然她对她丈夫的背景一点儿也不了解。她维护丈夫时如此坦率和忠诚，以至于旺达不得不为自己鲁莽提及这个话题向迪罗丝表示道歉而结束了谈话。过了不久，想必旺达·弗兰蕾会知道自己并没有错。李斯特在杀人后两周内逃到了丹怫地区，并且用别名罗伯特·克拉克申请到了社会救济基金。在这个别名的掩护下，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李斯特没有能够听到这个灾难性的小道消息。因为迪罗丝觉得这些消息太愚蠢而根本没有向他提及过。她知道她的丈夫可能在金钱方面很失意，但是她相信她丈夫绝对不是杀人犯！她只说对了一半！李斯特在经济方面的不顺利还没有使他完全失去信心。在这个小事件发生后不久，越来越多的债务向他袭来，他不得不于1988年重新回到弗吉尼亚里士满从事会计师的工作，迪罗丝陪伴他。
电视节目
同年，特雷茨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他跟一家辛迪加电视台的《美国最需要》节目的制片取得了联系。这个节目专门播放真实的案件，并且有很好的追捕人犯的记录。（这个节目在里上满的鲍伯·克拉克会计师家里是每天必看的节目），但是节目的制作人并没有给特雷茨很热烈的回应。他解释说他们很少报道超过8年的积案，时间越长，线索越少，反响越冷淡，产生不了任何实际的效果。
但是特雷茨没有屈服，没有退缩。一年以后，他重新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王牌。这一次，节目制作人答应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他决定聘请著名雕塑家弗兰克·本德创作约翰·李斯特犯罪18年后的半身雕塑像。
因为人们的外貌受日常饮食和锻炼的影响较大。密歇根整容部门的理查德·怀特海博士被要求准备一份有关李斯特的心理资料，着重分析李斯特可能的生活方式。怀特海指出，李斯特幼儿时期严格的宗教教育不允许他做外科整形手术，同样的背景也显示他是一个“吃肉和土豆”那种类型的男人。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个爱好运动的人。因此，如此的饮食习惯将导致李斯特脸部肌肉下凹，使得李斯特的相貌应该比他实际的年龄看起来老一些。
理查德·怀特海博士借助于创新新一代计算机程序，此程序模拟年龄对人的外貌的影响，包括脸部凹陷，皱纹和前发际后退。
有了这个软件，当联邦调查局的技术专家，唐纳把约翰·李斯特46岁时的最后一张照片输入到计算机后，李斯特现在可能的外貌图像就产生了。
运用以上工具，雕塑家贝德雕塑出了逃犯的半身像，半身像有着凸出的颧骨、后退的发际和花白的头发。因为李斯特不是户外运动型，贝德使他的皮肤呈现苍白的颜色。最后，给他还加上了一副深度的眼镜，比1971年李斯特曾戴过的眼镜片厚了许多。
1989年5月21日，《美国最需要》节目报道了有关约翰·李斯特一案的片断，报道完后，还播出了他的侧面和正面的半身像。在接到的250多个举报电话中，其中一个是从科罗拉多打来的。匿名电话说李斯特住在弗吉尼亚的里上满，别名为罗伯特·克拉克（根据后来的透露，这位匿名者是旺达·弗兰蕾的亲戚，他在科罗拉多看了电视并重新注意到了跟她以前的邻居十分相似，经过几天的工作，收集了所有第一手材料，调查者们最后在1989年会见了“鲍伯·克拉克”。）
约翰·李斯特认为这是错误的人身鉴定而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但当指纹鉴定结果出来时，这场闹剧就草草结束了。这位逃亡了将近20年的64岁老头被带回了新泽西的监狱。1990年4月12日，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结论
计算机画像技术的运用极为迅速。1994年，《流行》杂志向伦敦警察局提供研究设备帮助认定一位不知名的已死的妇女。该女尸脸部血肉模糊，无法得到一张她的可以公告的照片。运用计算机技术目的是熟练操作反映模型的照片，使得照片上每处与实际不符的缺陷都得以修正。由此专家创作了一张这个妇女生前长像的照片。在几个小时之内，她的身份成功地得到了认定。
法齿学
人体各个部分中，牙齿是保存时间最长的器官。牙齿的这种稳定性使牙痕鉴定成为法庭科学鉴定的一种重要方法。事实上，在一些严重的火灾案件中，牙齿是鉴定烧焦尸骸的唯一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牙齿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是不存在的。虽然，牙齿在人们的头脑中始终不能像指纹一样具有“终身不变”的特性，但是随着牙齿的使用、磨损而出现的局部缺损特征，使牙齿具有了推一的特定性。法齿学鉴定在验尸前和验尸记录中都可以应用。从各种案件资料来看，通过单个牙齿鉴定人的身份，是完全可行的。
据估计，有200种不同的牙齿图表制作方法。美国的方法现在被称为通用方法。这种方法，把成年人的32颗牙齿中的每一颗标出数字，上牙右边数第三位的臼齿标成（1），依次环绕整个口腔直到下牙的臼齿被标为（32）。每颗牙齿有五个可见面，上面都记录有信息。实验发现每一个人的牙齿在准一的牙齿曲列线或牙齿描记图。实际鉴定中也发现，这些牙齿特征能够帮助鉴定尸骸。如果在刑事犯罪现场留有牙痕时，完全可以起到对犯罪分子鉴定人身的作用。
1986年，美国牙齿科学协会编制了一项程序，使牙齿鉴定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程序利用牙医资料编制了带编码的微型磁盘，磁盘仅有大头针大小，把它放在上臼齿上，它可以记录用12位数的编码显示的详细个人特征，然后通过计算机阅读和比对进行识别鉴定。这一程序的目的是使美国公民，在其很年轻时，就对牙齿进行编码，如果以后需要就可以作出鉴定。
牙齿在确定年龄方面也有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早殇者更明显。因为牙齿组织每天可以生长将近1微米，这可以通过牙齿上的细纹记录看出来，这一切使得估计出的年轻人年龄上下不差20天。年龄也可以通过X射线对颌中牙齿和突出到嘴里的齿坎进行检验，但因为这项检验易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诸如食物，种族，环境等。因而青少年以后，这些方法都很少用。
25岁以后，牙齿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咬合面逐渐磨损，齿龈退化，牙髓腔减少，牙跟开始消融，牙根的顶端开始变薄。所以牙痕研究人员，只有通过对以上因素全面进行观察，才能得到一个近似的年龄。准确率和实际年龄上下差42个月。
约翰·韦伯斯特
时间：1849年
地点：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意义：这是美国历史上，没有尸体也没有精确鉴定而被指控谋杀的第一人。
1849年，感恩节前夕，著名的波士顿籍人乔治·帕克曼博士，应邀去参观约翰·韦伯斯特博士的实验室，这次参观纯属个人行为。曾经有一段时间了，帕克曼一直追着约翰·韦伯斯特博士，让他偿还438美元的债务。而且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如果他不还清这些债务，那么他将会毁了他的教授职业。参观实验室的当天晚上，帕克曼没有回家。两天后，也就是11月25日星期日，仍然不见他的踪影，于是他的妻子在波士领全市张贴寻人启事，声称如果有人提供他丈夫在哪里的消息，就可以获得一份酬金。几天之内，哈佛大学就把酬金提高到3000美元。但是仍然没有帕克曼博士的任何消息。
韦伯斯特给帕克曼家人提供线索说：帕克曼的钱在星期五那天就还清了，并且暗示，帕克曼身上带了相当多的钱，有可能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洗劫。
但是，有些人并不相信这些推测。据一名大学警卫伊弗雷姆刊特尔菲尔德回忆说，在帕克曼失踪的那一天，通往约翰·韦伯斯特博士实验室的大门一直是紧锁着的。可是相邻居间墙上的定量分析炉却是红热的。当伊弗雷姆·利特尔菲尔德对约翰·韦伯斯特提起这件事时，约翰，韦伯斯特显得脸色苍白不知所措，并解释说，他一直在坚持做实验。奇怪的是，第二天，约翰·韦伯斯特对这位喜欢刨根问底的警卫表现出了少有的问候，并且还送了他一只感恩节火鸡，这使得警卫伊弗雷姆·利特尔菲尔德对他更加怀疑。警卫的妻子对此也很警觉，于是他们就用敲棍挖通了砖墙，向阴暗的实验室窥探。用他自己的话来描述：“我看见了一副男性的筋骨和一条大腿的两部分。”接着他又有些讳言地说：“我知道这些东西没有地方放。”
伊弗雷姆·利特尔菲尔德的述说，马上引起了警方的高度警觉，他们搜查了约翰·韦伯斯特的实验室，但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的证据。在一个木箱上，放置着由胸膛、胸骨、肋骨组成的一具人的残缺不全上身躯干。在约翰·韦伯斯特用来加热各种化学物质的炉中，警察们发现了最可能成为证据的一到人牙。当约翰·韦伯斯特被逮捕时，人们包围了他的住所，一边辱骂，一边把石块像雨点一样扔向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的家中。这起案件的影响不仅波及了哈佛和波士顿，全美上下都在关注着这起恐怖案件的调查。之后，警方仔细地勘查了实验室，发现了至少150块小骨架。约翰·韦伯斯特所在大学的同事们组成了一个小组，接受了对这些骨架进行身源鉴定的任务。这个专门小组运用了美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最后终于断定这些残骸是人骨，并且属于男性尸骨。死者大约5尺10寸高，年龄在50岁到60岁之间，正好和帕克曼相仿，他的年龄是“岁，身高差1寸正好是6英尺。韦伯斯特辩解说，尸体是内科学生的教学工具。但是这些辩解都被专家小组驳倒，因为他无法解释微量防腐剂的问题。但是专家们也有分歧，原因是残肢也表现出解剖方面的技巧，而韦伯斯特是一名化学家，他自从离开学校就不再解剖尸体了。但是大家一致同意，肢解时间和帕克曼失踪的时间相吻合。再者，这些尸骨应该是属于一名体毛多的人，正好和帕克曼也相符。尽管还不能准确判断死亡原因，但是专家们毫不怀疑这就是被谋杀的帕克曼的尸骸。
企图自杀
在监禁过程中，韦伯斯特企图用番木鳖碱自杀，但没有成功。此案的审判极为轰动，公众席上的所有旁观者，只能十分钟一轮班地旁听审判。有超过6万人列队穿过法院大厅，就为了看一眼这位声名狼藉的被告人。
牙科医生内森·基普博士的证据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是死者和被告人最亲密的朋友。他描述了4年前帕克曼来找他做假牙的经过。因为帕克曼下巴突出，内森·基普不得不使用一种特殊的制模方法。当时帕克曼试用假牙时，抱怨说，假牙粗糙，令人疼痛难忍。当时内森·基普又把假牙挫下去了一部分。当内森·基普站在证人席上时，把控下去的那部分牙具模型拿给陪审团看。假牙和模具两者吻合的天衣无缝。
被告人的律师是威廉·莫顿——他是最早使用乙醚进行牙科手术的先驱。他公然嘲笑内森·基普关于这副假牙的故事，不相信只有一副假牙和它的制模完全吻合。为了证明这一点威廉·莫顿制了另一副假牙，恰好和内森·基普的制模完全吻合。
但是公众的观点都认为，韦伯斯特是凶手。法官莱级尔·肖和陪审团最后也倾向于这种意见，他声明，构成犯罪事实的主要证据或者犯罪人本身，仅仅需要被证明是“无法超越一个合理的怀疑”，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提法。美国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小组，仅仅能证明这些尸骨是一名年长者的，却并不能证明是帕克曼本人的。如果没有这些牙齿作为证据，毫无疑问，是不敢作出这种决定的。在11天的审讯结束后，韦伯斯特被判有罪，于1850年8月30日，当众被绞死。就在行刑之前，他彻底坦白了罪行，和侦探们分析的一样，韦伯斯特和帕克曼在大学的地下室中见面之后，两人发生争执。帕克曼咆哮道：“我给了你教授的职业，现在我一定让你失去它。”韦伯斯特就用一块木头连续击打帕克曼，结束了这场争论。然后，在污水槽里肢解了尸体，最后把最大的一块尸块，运到了一个储存尸体的地窖里，其余部分，在他的定量分析炉中化为了灰烬。
结论
尽管在当时，这种鉴定并不是非常精确——起诉人应避免使用这种材料不充分的证据，但是韦伯斯特案件仍然是法庭科学的一个里程碑。它第一次阐明了在科学的刑事案件调查中，多种刑事案件处理方法综合应用的作用。而且，每一位专家都尽其所能，在共同努力的结果下，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哈里·多布金
时间：1942年
地点：英国，伦敦
意义：这是一起最早使用牙痕鉴定侦破的案例。
1942年的夏末，德国的空袭使伦敦到处是碎砖瓦砾，为了尽快清除障碍物，后勤人员非常辛苦地工作。7月17日，一组清理人员查询被空袭驱赶的空无一人的肯宁顿地区浸礼会教友的礼拜堂。正在地窖中清理残骸的工人们，在一块儿石板下面，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的骨架偏大，上面仅剩一些少量残存的皮肤。开始，人们认为这只不过是纳粹德国空军空袭的死难者之一。然而，当工作人员把尸体从第一现场抬起来时，死者的头颅却掉了下来，很明显它是被从身体上割下来的。第二天，病理学家基思·辛普森博士，在南沃克停尸间进行了尸检，他检验的结果是：死者是女性，死亡时间在12个月到18个月之间。
经过周密的侦查，警方已经肯定了最开始的怀疑。这是一起蓄意谋杀案。不仅是头颅，大腿也是被肢解下来的。而且尸体还被用熟石膏浸过——采用了一种加快尸体腐败的方法。这是一种十分愚笨的选择，因为和人们通常的想法相反，石灰能够保护尸体组织，而不是加速腐败。对基思峰普森博士来说，仅尸体剩下的喉头就足够鉴定死者的死亡原因了，声带左边厢上小的血凝块，足以断定被害人是窒息死亡的。从死者头盖骨的接缝上看，这名妇女的年龄大约在础到50岁之间，通过测量骨骼，显示死者身高大约5英尺，保存下来的头发是棕黑色的，并且正在变白。基思·辛普森博士推断，死者生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治疗纤维肌瘤。这块肿瘤使得她的子宫在扩大。同时，可以观察出她动过大的牙科手术，上颚的牙齿有好几颗都修补过，而且是用金属包着。基思·辛普森博士意识到，这是利用牙齿鉴定的一次最好机会。
失踪人
根据基思·辛普森博士的报告，警方研究了失踪人员的名单，在战争年代，收集这样一张名单真是困难重重！其中有一个名字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雷切尔·多布金，她是消防警卫哈里·多布金的妻子，年龄47岁。哈里·多布金是浸礼会教友教堂旁边的保险公司里专门雇佣的监视火险的工作人员，工作了将近20年的时间。哈里·多布金和他早已经疏远的妻子，一直因为无钱供养孩子而发生激烈的争吵。他妻子5．1英尺高，于1941年4月11日失踪，失踪的第二天她的身份证定量卡在基尔福德的邮局被发现。她的姐姐告诉警方说，雷切尔·多布金为她的丈夫去收欠款的当天，大约下午6：30她还和她的丈夫在多尔斯顿咖啡馆出现过，之后就失踪了。
雷切尔·多布金的姐姐提供了雷切尔·多布金牙科医生的名字，他是伦敦的巴尼特·柯普金医生，他有雷切尔·多布金太太1934年至1941年间详细的牙科病历，他描绘出的她上颚牙的图形——在牙齿的构造数量及填充物的位置和牙齿外包的金属方面和尸体口腔内的照片完全吻合。并且在1941年4月，他从雷切尔·多布金太太的右下颚拉去了两颗牙齿，手术没有触动牙根部分，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基思·辛普森博士在医院同事威廉·柯尔锡的帮助下，对死者下颌进行了X射线检验，结果与巴尼特·柯普金医生所说的牙根是一致的。
雷切尔·多布金的另一位医生是米尔德梅·米申医院的玛莉·沃森医生，他肯定这名失踪妇女深受子宫肌瘤之苦。这对任何法庭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基思·辛普森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直到成功地进行了颅像重合后，他才消除了所有的疑虑。这项技术于对世纪30年代，由约翰·格拉斯特最早使用（参见贝克·拉特托纳案件）。在审判过程中，哈里·多布金的律师们使用了两条辩护理由，首先，他们企图否认辛普森的发现，他们指责这些发现是臆造而不是事实；其次，他们提出如果死者是多布金太太，她只能是因为空袭而死。两条理由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最终哈里·多布金被判处死刑，1943年1月对日，以绞刑处死。
结论
辛普森在审判过程中的证词，使他成为国内的名人。在漫长而又非凡的职业生涯中，他对案件的细节问题极为注意，并且从来没有出过错误。这使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病理学家。他的理论也享誉全球。
戈登·海
时间：1967年
地点：苏格兰，比加
意义：在最初侦破此案时，没有人相信单个齿痕能够成为证据。
1967年8月7日，人们搜索了一个晚上。早上6：00，终于在比加的墓地里发现了15岁的女学生琳达·皮科克的尸体。比加是爱丁堡西北角上的一个小城市。从现场状况可以看出，琳达·皮科克曾为生存而拼命的搏斗过。最后她被用棒打晕，被绳子扼颈窒息死亡。尽管她没有被强奸，可是她的胸罩和上衣零乱，在右脚部右边有一个椭圆型的打击伤，而且还有一处咬伤痕迹。苏格兰法齿学专家沃伦·哈维博士被邀请参加分析死者身上的伤痕，他肯定死者身上痕迹是咬痕。并分析作案人的牙齿有着不同常人的锯齿状缺口。
据目击证人回忆，女学生琳达·皮科克失踪的那天晚上，大约是晚上10点种左右，曾看到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教会墓地大门口攀谈，那位女孩很符合琳达·皮科克的外型。一位住在墓地附近的妇女也反映说，大约在二十分钟后，听到一名女孩的尖叫声，尽管她也没有说清楚这个女孩的详细特征，但也反映这名女孩的外型极符合女学生琳达·皮科克。由此推断，凶手可能和死者相识。在那个时候，比加镇总共不超过2000人，警方只有扩大侦查范围，才有可能将凶手绳之以法。一个星期内，他们进行了两次摸底排队，最后焦点集中到了专门为年轻违法者设置的拘留所内。在那里警方通过制模提取了其中帮人的牙痕样本，然后同现场的牙齿痕迹的透明图样进行比对。
通过仔细研究，沃伦·哈维医生把嫌疑人范围缩小到五个，这五个人仍然无法排除嫌疑。警方对这五个人又一次制作了牙痕样本。这一次，沃伦·哈维还请教了警察总局的病理学家基思·辛普森教授。见到现场遗留的咬痕后，基思·辛普森教授说，三十年来，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见到过如此稳定清晰的咬痕。两位专家分析，要想准确确定犯罪嫌疑人，必须把精力集中到这个有缺口的牙齿上。
于是，他们两人把第二批嫌疑人牙齿样本进行详细的比对，终于把嫌疑人缩小到了一个人身上，此人名叫戈登·海，对岁，几年前因非法闯入一家工厂而被逮捕。但是，对戈登·海的调查，却受到了权威人士一再粗暴的、甚至寻衅地阻挠。可是他本人却愿意提供更好的牙痕样本。沃伦·哈维和基思·辛普森仔细研究了牙痕边缘上锋利的轮廓，清晰的像弹坑一样的小坑，这种小坑是由一种罕见的疾病导致的，通常发生在右上和右下犬齿的尖端上。嫌疑人牙齿上端的小坑比下端的大，和死者胸部的咬痕完全一致。他们认为戈登·海的牙痕和死者胸部的咬痕可以进行同一认定，毫无疑问，凶手是难很明确了。
在侦查过程中，他们对普通人进行了调查，沃伦·哈维检验了不下342名十几岁的年轻战士，仅仅有两人牙齿上有小坑，但另一名只在一颗牙齿上有一个小坑，而没有两个小坑。这些在通常人口中的调查结果，最终使沃伦·哈维得出这样的结论：除戈登·海以外，17个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在被害者胸部留下这样的咬痕。
面对法庭科学这一出其不意的证据，戈登·海的辩护托词之一是，他在琳达·皮科克出事的当天正在拘留所，但是他的狱友却证实：戈登·海进入拘留所的时间比发案那天要迟一些，他回到拘留所时，头发零乱，气喘吁吁，并且他的牛仔裤的两膝处都是泥土。另一个男孩还说，戈登·海在琳达·皮科克被谋杀的前一天，在当地的市场上遇到过琳达·皮科克，在她离开时，戈登·海说想和她发生性关系（死者和从拘留所出来的男孩曾经频频约会，当琳达·皮科克拒绝戈登海的性要求时，这次邂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为了防止更多类似案件的发生，拘留所的安全工作抓得更紧了）。
1968年2月26日，在爱丁堡高级法院审理戈登·海的过程中，他的律师企图找出证据阻止牙痕证据在法庭上使用。当他们的努力失败后，他们就让辩方的牙科专家进行回去。由苏格兰人组成的陪审团考虑了作案过程中形成的牙痕证据，最后他们认可控方证人的陈述，判决戈登·海犯有谋杀罪。因为他的年龄不满18岁，他被判处终身监禁。
结论
被告人的上诉使得牙痕鉴定是否可以成为法庭证据的争论异常激烈。但是最终没能影响判决。二审判决有利地支持了一审判决，法庭最后作出决定，牙齿痕迹可以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
西奥多·班迪
时间：1978年
地点：佛罗里达州，塔拉西哈
意义：班迪迷人的微笑不仅吸引了许多受害者，也把自己送上电椅。
1978年1月15日，天蒙蒙亮，有几个暴徒贸然闯入塔拉西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女生联谊会的办事机构。两位名叫莉萨·莱维和玛格莉特·褒曼的女生当场被他们打死，另外两名女生身受重伤。有人看到一名男子头带短丝袜头套，手持一根木棒逃离现场。几分钟后，警方又得到报告，途中一名学生因为挡了暴徒逃亡的路也受到伤害，幸运的是，他没有死。在这次联谊会发生的凶杀案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那就是莉萨·莱维左肩部留下的咬痕。在进行现场照相时，有一名思维敏捷的警官创造性地在痕迹旁边加了一条黄色的比例尺，这一做法在以后被证实是至关重要。
一个月后，一名化名为克里斯·哈根的男子因为驾驶一辆被盗的汽车在彭萨科拉被捕。经过检查发现，克里斯·哈根真名叫泰德·班迪（泰德，即西奥多），他被怀疑是一名进行过多起谋杀案的重案犯，特别是怀疑，他可能是联谊会惨案的策划者。
1969年至1975年，性犯罪杀人的恶风从佛罗里达通过太平洋西南来到尤他州和科罗拉多州，案件数量达到几十起。所有的被害人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女性、年轻、迷人、披肩长发。其中一部分死者被抛尸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另一些则失踪，再也没有被发现。这些跨州的谋杀案的侦查推理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各种法律的执行机构，仔细地比较备忘犯罪嫌疑人档案和嫌疑人时，有一个名字意外地冒了出来，那就是泰德·班迪。他是一名英俊的西雅图的法律学生。此人的特点是，不论在哪里都擅长交际，他到过之处总会有一些女性死亡。但是，必须能找出证据来说服陪审团，才能定他的罪，因为陪审团需要的不仅仅是推理。
1974年11月8日，18岁的卡罗尔·多龙恰被一名自称是警官的人骗上了车，此人邀请她去盐湖城外的商店购物。途中，当这位男子拿出手铐企图欺负她时，卡罗尔·多龙恰逃出了汽车。尽管这次作案人侥幸逃走，但是他没有停止作案，还在寻找着别的猎物。直到1975年8月16日，一名盐湖城的警官拘捕了一名大众轿车的司机——此人的行为可疑。在他的车里，警察发现了一把撬棍和一副手铐，这名司机就是泰德·班迪。传闻说他杀了许多妇女。通过卡罗尔·多龙恰的辨认，证实泰德·班迪就是那名企图绑架她的人。经审讯，泰德·班迪被判15年监禁。
l年后，1977年7月，泰德·班迪因被指控谋杀而被引渡到科罗拉多州。在途中，他逃走了。八天后，他又重新被捕。1977年11月3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泰德·班迪再次逃走。两周后，在两千英里外的佛罗里达联谊会惨案就发生。有组织的杀人者
尽管现场的惨状令人胆战心寒，可以看出联谊会的犯罪现场不仅表现出了残忍而且表现出干净利索的特点，整个现场没有留下一枚指纹。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调查组的分析，系列案件的杀人者分为两种：有计划的和无计划的。后者杀人不记后果，现场零乱、翻动多，会留有大量的线索；而有预谋的犯罪，由于有同伴的暗示及精心的策划，为了不被发觉、逃避打击，他们在相当特定的时间内作案，这种刑事犯罪案件，常常会给侦查工作留下了很多的难题。然而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精心策划的案件，实际上最终对起诉是有利的。
莱昂郡行政司法部门的刑事犯罪专家威廉·古特在泰德·班迪被捕后，勘查了泰德·班迪在塔拉西哈的住所。他对可能有指纹的部位进行了常规显现，他自己也感到疑惑不解，他所勘查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指纹。后来他陈述道，这就是典型的有预谋犯罪。但这些只能加大对泰德·班迪的怀疑。毕竟，没有多少人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指纹的环境里。
但这只能是一个推测。起诉必须有可靠的证据来证实是泰德·班迪实施了联谊会惨案。他们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莉萨左肩部的咬痕上。虽然搜查令已经签发下来，但泰德·班迪拒绝提供牙痕样本。警方被授权在必要的时候强制获取样本，泰德·班迪认识到他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于是勉强同意了。科拉尔盖布尔斯的牙科医生理查德喷维罗恩，通过使用镜子拍摄到了泰德·班迪上下牙齿凸凹不平面的彩色照片及牙齿内表面的反向照片。之后，泰德·班迪还按要求咬了几分钟可塑性的化合物，化合物搁置一会儿后，就形成了永久性的牙痕样本模型。理查德·索维罗恩最后通过一种特殊的蜡，制出一颗牙齿的样本——通过注入塑性物质到牙痕模型内，他就得到了泰德·班迪的牙齿样本。法律激烈的辩论之后，审判于1979年7月25日在迈阿密正式开始。
致命的证词
这位曾经一度是法律院校学生的泰德·班迪，态度极其傲慢，他坚持自己进行辩护。他在处理州法院的证词时，使用了一项盘问技巧，这使得一些外行人犹豫不决。直到理查德·索维罗恩出现在法庭的证人席中，泰德·班迪才把他的律师推到了前边。因为他很清楚，理查德·索维罗恩的证词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
对于在莉萨左肩部咬痕旁的黄色比例尺，理查德·索维罗思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辩护人想利用原始比例尺丢失的事实进行辩护，而理查德·索维罗恩当场指出比例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怀疑它的精确度是毫无理由的。
理查德·索维罗恩使用了莉萨左肩部咬痕特征的扩大照片，以及泰德·班迪打开嘴唇露出牙齿的相同尺寸的照片。理查德·索维罗恩展现了班迪前牙的醋酸纤维脂的轮廓线，与咬痕照片上的轮廓线完全吻合。控方问理查德·索维罗恩，班迪是否在特定合理的范围内形成了咬痕。理查德·索维罗恩回答说：“是这样的，先生。”这时控方终于第一次通过身体证据，把班迪和死难者联系起来了。
辩护律师埃德沃伦·哈维迅速分析对班迪不利的因素。他问牙医：“咬痕分析，一目前还是不完善的科学，是吗？”
“我认为这是科学的证据。”
“你的结论实际上只是个个人观点而已吧？”
索维罗恩同意是这样的，但是虽然如此，纽约市检查官的首席顾问法齿科学家落厄尔·勒文医生告诉大家，法庭的牙齿鉴定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作为证据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
1978年7月23日，班迪所有被指控的罪行都成立。十多年后，1989年1月24日，他终于被送上电椅。可是被他所杀害的妇女人数一直没人知晓。直到他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刻，他才暗示他杀死了大约四五十人。
结论
在审理班迪的案件中，要不是法庭大胆地使用齿痕证据，真正的罪犯就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卡迈恩味拉布罗
时间：1979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在这起案件中，牙科学分析弥补了刑事犯罪现场勘查不足的缺点。
1979年12月12日的晚间，布朗克斯地区，在环境幽雅的佩勒姆马勒街的风景区干道旁，一所公寓的房顶上，发现了一具年轻妇女的裸尸。死者名叫弗朗辛·埃尔弗森，是一名年仅26岁、身高不足5英尺、体重只有80磅的体弱女孩。她和父母住在这栋建筑的一套公寓里。案发前的一个早上，她去附近的一家托儿所上班，从此就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她。
她身体上有令人恐怖的伤口：她遭到过毒打，在搏斗过程中，她曾用自己的手提袋进行自卫，但还是遭到残酷的伤害。她的胸部，被人用圆珠笔写了潦草的字迹，是杀人者给警方留下的猥亵下流的信息。这明明是向警方挑战，凶手还在死者大腿内侧疯狂地撕咬。
咬痕的检验，必须有详细的拍照记录，才能为日后检验提供参考资料。如果咬痕的突起比较明显，还必须对咬痕进行制模提取。这些照片及模型将同可能的嫌疑人的牙齿样本进行比较，进行同一认定。在这两个过程中，将使用到多种装置，其中包括红紫外照相、电子显微镜，甚至要进行计算机分析。弗朗辛·埃尔弗森的死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强的恐怖效应。当侦探们要求当地的居民提供他们的牙齿样本时，他们都非常积极地配合。但是没有一份和死者身体上的咬痕相一致。
几个月过去了，案件始终没有头绪。联邦调查局的行为科学组受委托，给杀人者进行画像，根据对现场情况的分析，他们终于描绘出了犯罪嫌疑人轮廓：男性，年龄在25岁到另岁之间，受教育水平较低，可能住在发案地，单身或者和父母一起居住，受到严重的精神病折磨，以至需要在心理研究所治疗，可能已经在警方的侦查范围之内，杀人者或他的家庭成员甚至可能已经受到过警方的调查，最后一点是虽然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根黑色的阴毛，但凶手绝对是白人而不是黑人（参见理查德·蔡斯案件）。
案件的回顾
最后一点使得调查工作的方向彻底发生了改变，警方又开始对以前排查过的嫌疑人进行重新筛滤，逐渐的，重点嫌疑人出现了。刚发现谋杀案时，警方曾调查过这栋建筑物四楼的一名年过半百的男子。这个男子的儿子，名叫卡迈恩·卡拉布罗，32岁，有长期的精神病史。一开始警方被这一表面现象所迷惑，因而忽视对他们的调查。
医院的记录确证了——卡迈恩·卡拉布罗住过一年的医院——所以他对医院的安全系统十分了解，知道它的漏洞。以至他能很容易的溜出医院作案，之后还能安全地返回。在作案时，卡迈恩味拉布罗正好在他的胳膊上打了石膏。这就更加大了对他的嫌疑。因为从现场看，被害人是被石膏模型打晕的。
自从离开医院，卡迈恩·卡拉布罗即辍学，他一直受雇于一家公司管理舞台布景设计。当对他进行调查时，他并没有拒绝提供牙齿样本。法齿学家落厄尔·勒文博士、霍默·坎贝尔博士、理查德·索维罗恩博士检验他的牙痕样本时，都毫不犹豫地认定卡迈恩·卡拉布罗就是在死者大腿上留下咬痕的人。
1980年12月20日，大约是谋杀案发生的一年后，卡迈恩·卡拉布罗被捕，他将在监狱中度过他的一生。
结论
在验尸房中，死者弗朗辛·埃尔弗森身体上发现的黑色阴毛又如何解释呢？这个迷的揭开表明：假如法庭科学的程序不落实成文字，那么侦查工作很容易走弯路。原来，装弗朗辛·埃尔弗森尸体的盛尸袋曾经装过一名男性黑人被害者，所以死者弗朗辛·埃尔弗森身上出现的这一根黑色阴毛是盛尸袋上的——以前的工作忽略了这些非常重要的细枝末节。
心理痕迹
犯罪行为受犯罪意识的支配。听起来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为了寻求犯罪行为的动机，即“解除疑虑”，侦探们用心良苦，目前把寻求犯罪动机逐步转向心理学。在法庭界，没有别的技能能唤起这样的争论，特别是在英国。心理学概念的实质要求重视犯罪分子在现场遗留下的心理痕迹。通过这些线索，可以构建出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结构。通常感觉、观察和地理环境的影响贯穿于心理学研究的整个过程。所以仅通过研究犯罪情况，只能从侧面描述上获得成功，而完全依赖心理痕迹是不能破案的。
心理痕迹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心理痕迹不完善的构想，形成于1932年的查尔斯·林德伯格的绑架案中），但它在最近才被法律执行机构接受。时间较长的代价迫使心理学只能使用在最严重的刑事案件中。但作为传统研究技术的附属品，它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毋庸质疑，早期的心理痕迹应用的显著成功助长了心理学在案件侦破中的有效性、危险性及过分的自信。
从关于心理痕迹的争论来看，对作案人心理刻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犯罪类型的研究为犯罪心理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又有一定的危险性，保证每起案件的客观性是不容易的。心理痕迹是通过种种迹象，追溯既往，即通过过去的犯罪行为，解决当前的犯罪，并提出建议。精明干练的心理专家注意到，人类对于犯罪的打击力量是永远的、无限的。
乔治·梅特斯凯
时间：1940年
地点：纽约城
意义：这是通过心理痕迹成功侦破的第一起案件，它使一个多年在纽约作案实行恐怖活动的投弹手被俘。
案件开始于1940年11月16日，令人头疼的个人系列犯罪案件拉开了序幕。那天，在坚固挺立的爱迪生大楼的一个窗户边发现了一枚没有爆炸的炸弹。炸弹包旁边有一张手写的字条，上写着“打倒爱迪生，恶棍爱迪生——这是为你准备的”。警方认为这是有人针对向纽约提供电能的公司而作出的恶意恐吓活动。
1941年9月，又一个因时钟的导火线机械结构没有被拉开而未能爆炸的炸弹在第十九大街被发现。三个月后，在珍珠港，曼哈顿的警方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上写“我不再为这个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