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周刊

中国的权力资本

　　没有谁说不喜欢它，也没有谁不讨厌它。在它的身上，有着善恶的传承，悲欢的交织，它的名字叫权力。当剪不断、理还乱的尘世烦恼困扰着芸芸众生时，我们已没有理由对它作肤浅的道德评判，而应该清醒地审视它的实质。

　　权力，起源于人类对环境和他人的支配欲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毛澤東早年爱说的这句口头禅，就道出了权力支配的快感。从远古时代的部落酋长、山头大王到后世的帝王、君主、将相、御史、公侯、州官、县令、乡绅和族长，多如牛毛的官衔等级，表明人类历史实在是一部权力分配史。古今中外，权力制造了多少罪恶？已经难以稽考；权力创造了多少美丽？也无法作明细的统计。然而我们知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国古代智慧大师的妙语启发了我们，权力是祸是福，取决于它存在的环境。

　　中国是个官衔大国，名称之多，级别之细，堪称世界之最，有自豪感的国人，不妨向吉尼斯申请。理由很简单，中国有着悠久的官本位历史，一切以权力为中心，凡事唯马首是瞻，想发财必须当官，这样的遗传基因早已沉淀在国民的生命之中。而翻开蔚然大观的官谱，却只有一个突出的主题词，这就是“好处”。君主的好处且不用说了，生前荣华富贵，死后福泽子孙。但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象中国历史上吃了豹子胆的农民领袖，毕竟屈指可数。既然夺位与篡位极难，也就只好顺从朝廷的安抚，效忠主子，求其庇护而步步高升。这样的官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权力阶梯和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权力是权力制造的，因此权力带来的财富就没有合法性和公正性。虽然权贵们有时也嚷着要以民为本，要体察民情，要顺乎民意，有时也开明纳谏，惩治腐败，却涉嫌官场做秀，伪造贞洁牌坊。“三年知县府，十万雪花银，”这是老百姓对中国官场的总结，如果同当今贪官们的金库比较，那些个小小县令就只得自愧不如了。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权力股份制也许不算过分，天子是最高董事长，拥有天下最大股份，官吏以效忠入股，商贾以赋税入股，文化人以喉舌入股，兵丁以体力入股，共同瓜分天下财物。在这样的权力资本体系下，即使国家经济兴旺发达，却不是老百姓的福音。

　　诚然，目前的中国执政黨已今非昔比，对官吏制度的管理，对官位权力的限制，都在逐步推进，不承认是不对的。但是毋容讳言，中国的权力制度不是民主的产物，首先，没有监督执政黨的獨立机构，执政黨只能歌颂不能批评，因而它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难以得到根治。由于没有言论自由，新闻、媒体只是执政黨的喉舌，不可能做到代民宣言。而所谓参政黨派，实际上成了执政黨的分支机构，它们必须同执政黨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取缔。其次，官员的产生仍是由上级考察提拔，所谓民主选举，不过是让准代表们按上面指定的人头挑选，并非是由民众自行推举。权力的靠山如此雄厚，权力资本仍在以各种方式非法扩张与侵夺，也就不足为怪了。

　　谁都知道权力的好处，于是便有了地方官吏的有恃无恐，胡作非为，官商勾结，官匪一家，权钱交易，中饱私囊。从近年媒体曝光的情况来看，中国官吏在银行、建筑、医疗、教育、司法、交通和通讯等众多领域，无不以特权垄断市场，从中瓜分国有资产。权力寻租和买官卖官，已成了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和普遍现象。至于大大小小的“太子黨”们，更是依仗自己的后台，拥有自己的官位、集团、公司、庄园别墅和官官相护的关系网络，有的甚至把势力和产业发展到了国外，可谓富可倾城，权势熏天。一点也不亚于中国古代的封建官吏。尤为严重的是，权力资本的泛滥，是通过侵害人權来实现的，权力猛于虎，大国寡民徒唤奈何。

　　没有监督限制的权力文化，涉及并支配了整个中国社会，藐视权力和挑战权力，在中国不仅是极不明智的低级错误，而且有很大的风险性。不能说，中国的良心们越来越少，但为了生存，他们只好三缄其口，亦步亦趋了。譬如民营企业家，不论其个性如何张扬，为了得到最大的好处，私下巴结政府官吏，捞个官场编外虚职，从而掌控行业。有资料显示，三分之一的民营老板是执政黨黨员，五分之一的私营业主是人大代表，很难说他们对执政黨有多少了解，他们看重的是权力带来的实惠，老百姓称他们为“红顶商人”。至于文化人、艺人和媒体精英们，他们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大多靠歌颂领袖人物、美化制度或演绎风花雪月而名利双收，表面上以先进文化代表自居，内心的想法只有天知道。

　　权力资本的恶性循环，一方面造成了无法用海拔来形容的贫富悬殊，在虚假的繁华后面，是老百姓的艰难苦楚。社会矛盾如雨后春笋日益增多。另一方面使整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一片荒芜，许多人都在为蝇头微利而沉沦角逐，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来满足自己。随着权力阶层的腐败公开化和集团化，随着各种危机的加剧，人们在怀疑执政黨的能力，折腾了几十年了，几代人的挣扎和叹息仍在延续，江山如此多灾，难道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明之邦吗？虽然不能说，在民主制国家没有权力资本的负面作用，但由于其权力来自民意，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权力资本的良性导向，而且权力资本一旦触犯法律，就会受到严厉制裁，万劫不复。

　　中国该向何处去？这话题已重复了一个多世纪，答案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既是对执政黨素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考验，也是中华民族长治久安的头等大事，亡羊补牢，犹未为晚。相信久经风雨的执政黨，能鼓起道德的勇气，撑住良知的底线，走出独尊的光环，维护民主的尊严，还政于民，重振中华。这才是中国的拯救之道。

　　时代在呼唤，人民在期待。

　　作者:笑波

求证和谐

　　这是一个被人们遗忘了多年的名词，遥远而模糊，它淡出了理性的视野，精神的家园由此濒临荒芜。物换星移，往事倥偬，悲欢历历，怎堪回首。而当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久违了的和谐春风，能否化解心灵的冰冻？

　　和谐，是中国几千年来老百姓的共同梦想，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可以说，它代表了社会民众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民族的人文主题。某个时代阶段性的繁荣，无不是和谐的产物，而每一个动乱的社会，无疑都是不和谐的结果。可惜中国悠久的历史，在官本位集权文化的垄断下，和谐之景常似美丽昙花，令人望穿秋水，扼腕长叹。

　　和谐的理念当然美妙，它也是一种大智慧，却并不新鲜。古语说：“天时地利人和”，可知前人早有远见，和为贵。人和万事兴，社会和谐了，才会有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即便是不太聪明的封建君主们，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也曾有过与民和谐的仁政或德政，但那是做秀，他们的所谓和谐，大多是一种假相，是胡萝卜加大棒下的短暂安宁。他们对腐败的惩治，意在巩固自己的权位，而他们赖以独尊的制度，却是腐败的根源，怎么能和而谐之，造福斯民？今天的中国倡导和谐社会，虽然不能和以往同日而语，也的确不失为睿智之举，“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但值得深思的问题仍然很多。

　　困扰社会的不和谐，究竟是哪些方面？不和谐的局面是什么原因所造成？怎样才会有真正的和谐？这需要实事求是，需要对历史和现实作深刻的反思，需要政治良知和道德勇气，才能正本清源，才能与天和、与地和、与人和。譬如，已无法用海拔来形容的贫富悬殊，一方面是权力阶层的贪婪腐化，一方面却是民众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打不起官司，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持，老百姓怨声载道，共和国共而不和，和谐又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夸耀国力，把大部份财力和时间申办什么奥运、搞什么形象工程与卫星计划，这就让国际社会觉得不可思议，与大国形象不和谐。中国农民窘迫的生存状态有目共睹，他们的人權、尊严与合法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城市的工人则普遍失业，求职之难难于上青天，为数众多的工农不能当家作主，这就与人民中国的形象不和谐。走私贩毒、卖淫嫖娼、坑蒙拐骗、弄虚作假和谋财害命的社会罪案日见增多，这就与文明之邦的形象不和谐。某些职能机构是非不分，唯利是图、以权压人，甚至同黑恶势力狼狈为奸，这就与法制社会形象不和谐。当官的前呼后拥，环境豪华奢移，言行大大咧咧，摆场气派了得，这就与人民公仆形象、先进代表形象不和谐。媒体热衷于风花雪月、吹猫谈狗、低级搞笑、以情感性爱为时尚，这就与主流文化形象不和谐。官商勾结、行贿受贿、垄断公共资源、瓜分国有财产，这就与市场经济形象不和谐。高学费、低素质、误人子弟，这就与科教兴邦形象不和谐。官员由上级考核任命，选举多为指定的人头，政协成了官员的养老院，人大多是有钱有势的精英，这就与民主形象不和谐。新闻媒体与文化机构由政府掌控，几千年文化只有一种声音，民众不能自由发表言论，不能自由结社，不能自办报刊和影视媒体，这就与宪法形象不和谐。没有参政黨派的竞争，天下大事一黨说了算，爱黨就是爱国，对黨有意见就是反国家和民族，这就与政治文明形象不和谐。不和谐的现象如此之多，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仅指望和谐的号召与文件实现和谐之境，岂不是更大的不和谐？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道理学生都懂。这篇文章的看法，其实是早在六十多年前，中共毛澤東就多次说过的观点。真想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们，不妨重温一下中国现代史，什么叫作和谐不和谐，也许他的话对大家有所启示。

　　作者:笑波

剖析股市暴跌真相——谁能力挽狂澜

　　1月22日，中国股市大幅杀跌。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均创史上最长的阴线，下跌点数分别高达354.69点和1215.08点。同时，沪深两市近千只个股封于跌停，翻红个股仅24只，表明恐慌情绪在市场蔓延。当日，香港市场同样大跌。恒生指数跌幅达8.65%，报21757.63点；国企指数重挫11.97%，报11911.91点。中国石油H股重挫14.87%，股价跌破10港元；招商银行、建设银行、鞍钢股份、中国远洋、中国平安、中国人寿等H股跌幅也均超过10%.

　　目前，比较多的说法是，次级债重创了中国股市，但是，这更像是一种推辞。

　　中国资本市场虽然日益走向开放，但它的开放度仍然是有限的。而且，大部分时候，中国股市与国际股市是背离的。比如，2001年6月—2005年5月，中国股市连续下跌四年，而美国股市则持续上涨四年。2006年，两者走势基本同向。2007年，美国股市阴跌而中国A股却上涨近一倍。美国次级债危机会影响到其进口，但是，这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有限，因为中国低廉的商品是无可替代的——仅耗费资源与压低工资这两点上，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做。

　　而且，美国股市面临着内在的调整冲动。美国道·琼斯指数从1995年2月到2007年6月1日创下13692点的历史新高，12年间的涨幅是1906年到1995年近90年间涨幅的两倍多。它进行调整并不奇怪。

　　因此，美国的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绝不至于对中国股市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

　　与其说是次级债影响了中国股市，倒不如说次级债被人利用了更为确切。

　　此间种种反常现象，颇值得思考。

　　一、为什么QFII总是如愿以偿。在5·30前夕，QFII众口一词地唱空A股，有的甚至露骨的要求政府出台干预政策，建议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泡沫的进一步形成”。不久，印花税上调引发A股深度调整，随后的数据显示，QFII在此次大跌后蜂拥而入，实实在在地抄了一个大底。而在抄底之后，QFII又开始一路唱多，其表现与阴谋论的节拍吻合得几乎天衣无缝。而这次下跌，是在QFII额度从100亿美元扩大到300亿美元之后。QFII接受上次集体唱空成为众矢之的的教训，一声不响，但是，相关走势依然令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机会。这种巧合告诉我们，QFII真的是大富大贵之命。

　　二、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时机。

　　1月16日下午，央行宣布：为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继续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决定从2008年1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而就在此前的1月15日，美国最大银行花旗集团公布该行2007年第四季度业绩，竟然巨亏98.3亿美元，为花旗有史以来最大季度亏损，超过了此前市场所有最悲观的预期，从而引发了美国股市的大跌。加之次级债危机的扩散，中国的投资者心理上已经处于脆弱状态，正渴望温暖的时候，选择此时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可谓“雪上加霜”。为何不错开几天，偏偏选择这个时机？

　　三，碍于工作单位限制，这个原因不便提。

　　四、中国平安巨额再融资的时机。

　　与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时机选择一样，中国平安又选择了一个可以作为“最后一根稻草”的时机。

　　继美国最大银行花旗集团公布该行2007年第四季度业绩巨亏98.3亿美元之后，华尔街巨头美林公司宣布第四季度亏损98.3亿美元，合每股亏损12.01美元，这也是美林连续第二个季度遭遇巨亏，且亏损额几乎是此前市场预期的三倍——之前分析师最悲观的预期是每股亏损4.8美元左右。这无疑再次挫伤了股市人气。A股投资者再次感受到严寒。

　　但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平安在本周一宣布了它野心勃勃的再融资计划：拟公开增发不超过12亿股，同时拟发行分离交易可转债不超过412亿元。两者相加，其再融资规模接近1600亿元。而中国A股市场两个最大的IPO，中国石油（668亿元）和中国神华（665.8亿元）加起来也没有达到1600亿元！中国平安将在全世界创下最大融资纪录。

　　众所周知，我国股市是政策市，同时也是资金推动型牛市。随着H股回归、新股上市、限售股解禁，市场对资金的蚕食效应日益明显。中国平安疯狂的再融资计划，给投资者带来了一个可怕的预期，如果其他上市公司也这样做，资金是否将被抽干？

　　如前所述，美国次级债对中国股市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股市的涨跌乃是其他力量左右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狂砸股市？

　　中国平安的再融资计划，被认为是摧毁股市人气的一个导火索，但它也仅仅是一个导火索而已，这是一个表象的因素。问题在于，如此离谱的再融资计划为何迟迟没有有关部门表态？即使在上次的5·30大跌中，暴跌开始不久，有关部门即发出安抚声音，比如，让四大证券报同时发文鼓舞人气。而此次下跌悄无声息。一切似乎都静止了，只有散户投资者的哀伤和无声流下的眼泪，这种令人震撼的痛楚竟被残忍地忽略了。

　　而就在不久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声音还那么令人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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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里，其实一些问题已经明白。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关注住房等民生问题，对股市的关注和研究时间非常少，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的变化。倒是一些常读我博客的朋友，用利益分析法分析出了这波调整的到来，并提前空仓。一个始终关注民生问题甚至将之作为毕生事业的人，当看到此次调整给弱者带来的伤害，心中之痛是难以自抑的。我虽然最早使用利益分析法，却常常因为它分析出来的结果的残酷而憎恶。因此，从去年9月、10月开始呼吁空仓，但当没有空仓的弱者被套之时，我仍然呼吁他们保持良好心态，这种良好的心愿影响了我后来的判断。既然利益法是残酷的，何必要为它注入温情？

　　那么，A股将调整到哪里？

　　应该注意到此次下跌与5·30大跌不同的几个重要细节：

　　第一个细节：5·30大跌是关门大跌，许多人想出根本出不来。一些人开盘就提前摆上厚厚的卖单，根本不给出逃者机会，只是到5·30后期才可以逃——当然，出逃就是止跌之时。而这次是敞开门大跌，你只要愿意，随时可以逃。而且，成交量比较大，换句话说，一直有人在接盘。只是在收尾的时候，才突然关门。这一点在22日表现得尤其明显，有的跌停板不断打开再合上再打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制造出更恐怖的气氛，迫使散户因承受不了巨大的恐惧而砍仓。正常情况下，散户尤其那些经济生活困难的散户，晚上计算损失的时候，更恐惧损失的放大。这更容易迫使他们在第二天砍仓，而砍仓同样是顺利的，只要愿意砍就一定能砍出来。从利益分析法的角度来看，这种效果正是某些人梦寐以求的。

　　第二个细节，如前所述，5·30大跌中，暴跌开始不久有关部门即发出安抚声音。道理很简单，即使上层也不知道底部在哪里，他们担心引发股民的愤怒！同时，他们也不愿意失去这个平台。失去这个平台，还融（熔）谁的资？而这次暴跌，没有谁说话，甚至连中国平安离谱的再融资计划也没有人提出异议。而在之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还在给人带来希望。同时，去年11月初，溫家寶总理指出：作为政府，就是要维护一个公平、健康、透明的市场秩序。政府总的目的是让股市保持一个健康稳定的发展状况，不使其大起大落。

　　那么，在股市连续下跌过程之，在弱者一片哀嚎之声中，为何是一片近乎冷血的平静？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跟第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写。

　　第三个细节，5·30大跌是散户重仓股票的集体暴跌，而“国家队”重仓股及“国家队”所属股票，则保持坚挺，甚至屡创新高。而这次下跌，则是“国家队”重仓股及“国家队”所属股票带头大幅下跌，而散户钟爱的题材股却反之。这种情况非常反常。因为，这与利益分析法中的利益原则背离。

　　但是，如果结合第二个细节来看，答案就变得一目了然，对方知道底线在哪里！并且，对方非常清楚，未来的空间将加倍补偿他们这次领跌的“损失”——在这次从散户手中接受他们用血汗钱换来的廉价筹码之后，“国家队”仍会重新占领高地。到那个时候，有人或许会宣告，财产性收入在增加，但已经与砍仓者无关。

　　退一步说，如果此次股市是牛市的彻底走完，有关部门一定会通过安抚之语提前撇清责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做。而是在默认。这是一种近乎残酷的胸有成竹。

　　我不知道如此表述，是否已经非常清楚。但我知道，这次的教训让我认识到，再不能带着哪怕一丝的温情去判断利益，利益分析法是冷血的，除非土壤已经不复存在，否则，任何温情都可能影响到它的判断。利益分析法是对冷血的判断对象有用。其实，我多么希望它彻底没有用的那一天到来！

　　是的，谁也不能代替弱者作出决断。但是，我相信，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如果没有恐惧，再嗜血的对手也无可奈何。牛市没有走完，如前面那句话，“对方非常清楚，未来的空间将加倍补偿他们的‘损失’”。美国次级债对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股市重新走强不需要次级债转危为安，因为中国股市骨子里或说本质上仍然是政策市，它正在民众的眼泪中等待更好的机会。一旦过程完成，利好政策就随之出台，立即力挽狂澜。但需要时间，弱者能够忍受这种煎熬吗——在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

　　在这个残酷的市场，在这个寒冷的夜晚，我为那些可怜的人默默祝福。除了神，谁也不能预测未来，谁也不能改变命运。我只能祈求上天，给弱者机会，给善良者机会。擦干眼泪，让心平静下来，一切决断等清醒时作出。天无绝人之路，永远不要放弃希望！

　　于2008年1月23日凌晨

　　作者:时寒冰

谁制造了中国股市大跌

　　1月21日，A股与香港股市同时暴跌。华尔街日报网站的评论是：“因为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担忧及对中国平安再融资计划的顾虑加重了市场看跌人气。”

　　实际上，尽管中国资本市场日益走向开放，但是，它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走势并不完全一致，很多时候甚至是相背离的。因此，更多的分析不约而同地将矛头指向中国平安，它疯狂的再融资计划等于在这个最脆弱的时候放了一个原子弹，炸得股市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1月21日，多家媒体在首页重要位置刊登了一则重磅新闻：《中国平安或创A股史上最大再融资》。其中提到：在A股上市近一年后，中国平安再次开启融资“阀门”，拟公开增发不超过12亿股，同时拟发行分离交易可转债不超过412亿元。以上周五的收盘价测算，中国平安公开增发募集资金额将达到约1178亿元，再加上412亿分离债募资额度，其再融资规模将接近1600亿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中国A股市场两个最大的IPO是中国石油（668亿元）和中国神华（665.8亿元），中国平安的再融资规模将超过两者之和。而中国平安IPO的规模也只有388.7亿元。

　　中国平安不仅要创下中国资本市场再融资之最，也将在全世界创下最大融资纪录。

　　中国平安疯了！

　　难道要把A股当成自家的提款机吗？

　　中国平安没有说明它再融资是用来干什么，是要收购美国白宫还是要收购某个主权小国，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如此海量再融资无疑给市场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众多基金和部分散户投资者愤怒地抛售中国平安（中国平安是基金重仓股），将这只野心勃勃的股票打入地狱。

　　即便是在5·30，基金重仓股也没有遭受过如此劫难。

　　在全国股市萧条、A股人气最脆弱的时刻，中国平安疯狂地跳出来放了一把火。A股狂泻。倘若中国平安的做法被效法，中国股市无疑将迅速浮肿起来，这将给投资者信心带来毁灭性伤害。证监会应该认真评估和对待中国平安再融资给股市带来的负面影响，尽快完善相关规则，规范这种行为。

　　那么，A股将走向哪里？

　　1月21日的疯狂下跌，使股市人气降低至最低点。我此前已经分析到此次的惨烈大清洗，在《股市会重演5·30吗？》一文中提到：“这些压力必然促使大盘下跌，即完成一次比较残酷的清洗”、“从操作手法来看，这次的洗盘洗得比上次更干脆利落”。用如此严厉的文字表述股市走势在我迄今为止的文章中并不多见。但是，我仍然不悲观。我认为：“等这次清洗完成以后，上升的部分阻力将被稀释，一旦股市调整动能释放完毕，可能迅疾拉升起来，而且这次上涨速度将比以前快。‘国家队’隐藏起来的力量将‘原形毕露’。在这几天的调整中，一天比一天的成交量大，其中的信息显而易见。股市调整完毕后，许多股票会再创新高。”

　　此次大跌与5·30大跌有着本质的区别。5·30大跌是散户重仓股票的集体暴跌，那次近乎屠殺的调整让无数散户横尸于地板上，而“国家队”重仓股及“国家队”所属股票，则保持坚挺，甚至屡创新高。而这次下跌，则是“国家队”重仓股及“国家队”所属股票带头大幅下跌，而散户钟爱的题材股却反之。从利益分析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局面不可能持续长久。要知道，中国股市依然是政策市，而要救“国家队”于危难，随便给一点阳光它们立即就会灿烂起来。这对于一些人而言，绝对是举手之劳。

　　一些人一直非常反感我直言不讳的观点，从去年9月、10月呼吁空仓，到前段时间对调整底部的计算，是一些人不高兴的。但今天我仍然坚持我的判断：这波调整一旦完成，就将是“国家队”大显威力之时。

　　当然，这种判断仅是对大势而言。由于个股分化严重，如何处理只能由个人决定。但是，切忌来回砍仓，许多人大伤元气不是因为某一次错，而是因为步步错！让你无法抵挡恐惧，让你在恐惧中砍仓，正是一些人想要的效果。除非你判断所持股票仍有下跌空间，或许值得先出来，等调整到位重新以更低的价格进去。但是，如果认为调整已经基本到位，或者看不懂，不妨干脆就拿着。5·30对许多散户投资者而言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如果不砍在地板上，绝大部分股票都创了新高，有的甚至翻了倍。

　　在恐惧时不要做决断，一定要在冷静的时候做决断！

　　要知道，中国的基本面相对于受次债困扰的西方国家而言，还算是比较好的。群益投信认为，2008年全球GDP仍将保持4.8%的成长；在新兴市场崛起的带动下，2008年新兴国家与开发中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将提高至29%，超越美国比重25%，显示新兴市场高度的经济成长将提供全球经济支撑。同时，美国的经济或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瑞银预计，2008年美国及全球经济将实现软着陆，增长趋缓，但仍呈正增长。

　　在世界的那一边，罗杰斯一直在反复对美国媒体和美国的投资者说：“我看好中国股市，中国股市下降20%是为了今后长期稳定的增长，我看好中国市场！是该离开美国的时候了，到中国去投资吧！”罗杰斯这位著名投资家不怕被自己同胞当成黑嘴打死吗？

　　一切基于理性的判断。

　　还是那句话，中国股市会有一波惨烈大跌，但不会是现在。

　　在最困难的日子，我们一起走过。

　　于2008年1月21日夜

　　作者:时寒冰

平安融资1600亿，想灭了A股

　　A股平安缺钱说给谁都难以相信。还记得中国人寿、平安在2007年初银行躺着几千亿存款怕跑不过GDP到处找项目投资，昨天（1月21日）在大盘危急关头抛出个1600亿融资？是否想成为千古罪人？

　　而美国在次贷危机时欲出台1400亿美元减税救市方案。

　　明明是中国股市中最有钱的人，还在“不要脸”的圈钱？而且是在大盘暴跌3天后弱市起稳的第二天抛出巨额1600亿融资。假如后市大盘走向一波更大的下跌深渊，我敢保证中国100%散户会把这个下跌的罪全部算在平安身上，平安的保险将在未来5-10年内不会好卖，那些说自己是中国平安推销保险的将会吃闭门梗。甚至招来唾骂。估计那时候你的同行人寿的、太保、中保等等都有可能取代你的客户资源。

　　上市是公司在发展的时候一次宣传品牌的好时机，能达到比广告效应更好的效果，反之会得到什么不用说了。

　　昨天的平安，无论是否真的套钱、你的时间，你的地点，都没有选择好。群众眼睛是雪亮的。我虽然没有中国平安，但对于昨天这个时间推出巨大融资的平安来说也许是永久的创伤了中国投资者的心。你昨天的表现已经在你的K线图上留下了你诞生以来的第一个跌停板。你看到了吗，那是跌停！那是中国投资者对平安的不信任。那是机构投资者投反对票的决心。

　　中国平安在不恰当的时机做出了一个人人都意想不到的“灭市”方案，昨天的266点大家要记住是平安赐给我们的。可以看看中国平安净资产14.06元总股本734505万股=1032.7104亿。这次他的目标是1600亿左右已经超过自己的体重，这说明了什么？死劲的套钱！

　　来源： 人民网

　　作者:任王佑

美国为什么能“天下无贼”

　　人是奇怪的动物，喜欢比较似乎是它的奇特德性之一。第四次来到美国快一个月了，住在斯坦福大学所在的Palo Alto.这里离三藩市 （编者注：即旧金山）不远，是硅谷的一个部分，据说五万居民中很多是科技精英。不过，我对硅谷兴趣不大，身心都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珍藏的《蒋介石日记》吸引住了，天天追随朝阳上班（据说，这里一年有三百天阳光灿烂），踏着夜色归来。踽踽独行中想得最多的是这里与广州和中山大学有哪些不同。

　　在广州，看惯了满街满巷的警察和保安，以及噪音震耳、威风凛凛的摩托巡警，在这里的一个强烈印象是除了在机场，迄今没有看见一个警察！极少高楼大厦，市中心几座十层左右的楼房，有如鹤立鸡群，门口静悄悄，也没有保安！至于居民的住宅多数没有围墙，临街不少是玻璃大窗，没有窗枝，更没有铁笼子一样的防盗网！在美国，这是非常普通的景象，但住惯了广州，反差太大，就有点震撼了。

　　美国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是分开的。在住宅区，举目是草地花丛，每家每户的建筑各有特色、个性鲜明，但都绿荫围绕，有几棵甚至十几棵参天大树为伴。进入11 月，夏令时取消，时钟拨慢了一个小时，五点多天就黑了。归程中，各家各户灯火通明而空无一人的书房或起居室与窗外的绿色世界融为一体；周围是那么安静，不时有小车急驰而过，也是静悄悄的，有时几个街区碰不到一个行人；如此静谧和安详，让我这个异国旅人最大的冲动是，想举起照相机把这醉人美景拍下来！

　　早上七点多背着书包去斯坦福，行人极少，一路上见得最多的是翘着大尾巴的小松鼠。这些小精灵突然蹿出来，又迅速溜走，等你掏出相机，已经无影无踪！它们生活在人们的房前屋后，生活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仿佛活着就是为了给这个世界增添勃勃生气，而不求人们的一丝一粟。这又是美国非常普通的景象。十多年前第一次到波士顿，在街头广场小憩，小松鼠在周围肆意跑跳，费了我不少胶卷。

　　令我吃惊的是这些自由自在的小家伙，不过是此地与人为伴的野生动物群体中的小弟弟。有一天我到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家属宿舍区去，有三个与猫差不多大但体态特别的东西跑过，钻进下水道中去了。住在这里的嘉猷说：这是狸猫；有时还有白鹤飞来呢。想不到第一次看见闻名已久的狸猫是在美国的学生宿舍旁边。昨天，汽车驶过斯坦福教学区和它的农场中间的高速路上，居然看见一个画着梅花鹿的指示牌醒目地竖在路旁。嘉猷说，这里常有梅花鹿走过，提醒驾车者不要撞伤它们。正在这里念PH.D（哲学博士）的源远补充说：2006夏天，大学发通知，说有狮子进了斯坦福校园，叫大家小心！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住在洛杉矶的一位亲友的时候，她说：“在加州，很多地方还有梅花鹿呢！”接着她告诉我，她的女儿、女婿在伯克利的房子后院林木茂密，前两年一头梅花鹿选上这个地方产下两头小鹿，母子在那里住了半年左右，把草和树叶几乎吃光了；与人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她去看望女儿、女婿的时候，多次见过那三头梅花鹿。多年前在温哥华听原来在华南理工大学工作的刘国屏教授说过，她早上出来散步，常有梅花鹿也在湖边走动，互不干扰，各得其乐。我还以为那是加拿大这个人口特别稀少的大国特有的风景线，想不到在加州竟然也有大小动物自由栖息的乐园。

　　其实不止加州，美国很多地方的野生动物都得到良好的保护。我打电话给在中部某州大学执教的小儿谈起有关情况，他认为我少见多怪。他说美国很多地方都有野生梅花鹿，他认识一位朋友的农场占地120英亩（720多亩），树木多，就有很多梅花鹿出没。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少，地多，经济富裕，文化高，才有如斯境界。以斯坦福大学来说吧，一万五千学生，只有中山大学三分之一左右，但当年铁路大王斯坦福老头弄来一块32平方公里的土地，比澳门还要大得多！中山大学四个校区加起来是6.3平方公里，在国内算是很大了，但与斯坦福大学相比却瞠乎其后了。于是，有足够的地方建设学生宿舍和教授住宅，有孩子的研究生可以向学校租住一厅两房或三房的宿舍，租金比外面大约低一半！宿舍后面还有一个比足球场还要大的大草地，上面有儿童游乐设施，可以让孩子们在那里撒野！

　　一片“天下无贼”的样子！

　　不过，天下还是有贼的。刚到Palo Alto那个周末，杨小凯的高足张居衍教授开车一个多小时来看我，除了教我使用各种电器外，就提醒“不要带太多现金在身上！”这倒也是。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共和黨总统候选人竞争中能一马当先，不就是因为他大刀阔斧改善了纽约的治安状况吗？一位1967年就在这里买了房子的老住户说：直到1970年代乃至 1980年代初，Palo Alto一些地区，还是吸毒者、小偷和各种犯罪分子出没的地方，经常麇集大批警察，后来经济发展了，这些现象才逐步消失。另一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的治安也是十几年来逐渐改善的。贫困和管理不善是滋生罪犯的温床；从根救起，病菌总会逐步剥落。

　　再看看斯坦福大学校园中，每隔几百米就竖立着一条高高的四面写着“9·11”三个白色大字的蓝色报警柱，只要一按红色按钮，不论是火警、医疗救助还是其他警情，就会有人迅速赶到，那时就会看见警察了。它提醒人们天下并不太平。不过，校园以外却没有看见这样的报警柱。不是校外无贼；大学獨立自治，校内的警务自己管理，非经同意校外警察是无权进入的，所以标志也特别一些。我好奇地问过几位朋友，把“9·11”定为报警电话，是不是2001年“9·11”以后改的？答案是本来就是这个号码，没有改动。恐怖分子特意挑选这一天制造蔑视生命、摧毁财富的惨剧，不但是向美国人民挑战，也是向人类的价值观念挑战。不战胜他们，全世界都不得安宁！

　　话得说回来，人口不多，确实是发展的有利条件。真有点妒忌美国佬，上帝偏心眼，太照顾他们了！不过，回头一想，比美国地广人稀的国家还有几个，他们的情况似乎并不十分如意。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以后，人家就没有内战了，安定加上制度建构比较合理，国民的手脚没有被绑住，随便说，放手干，经过50年奋斗，经济就在世界上独占鳌头了；再经过长期扒粪、揭黑，法治和自由牢牢生根，一个超级大国终于屹立世界。

　　不禁心潮澎湃，忽发遐想：破除早已过时的清规戒律，松绑，解放，批评，监督，让自由和宪政落到实处，中国也会出现一派富而有序自由开放的气象吧？

　　作者:袁伟时

中国的干部应该由人民培养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是说中国培养高级干部的，并说，中国培养高级干部已进入多条路径。进入多条路径显然是一种进步，但不能说这是一条最佳路径，因为，不论哪一级的干部，也不论他地位多高、权力多大，他的政绩不是由政府或哪级干部说了算，而是由人民说了算，当然，现在中国的情况是政府或某个级别的干部说了算，这样的结果是，政府很得意（因为这个干部为政府做了好多事），但是，人民群众不认同，而且还有相反的看法。政府满意的时候，人民反对，政府还认为人民的觉悟低，没水平，或者认识不到位，结果呢，陈良宇案出来了，那位据说是重点培养对象的叫什么名字的也因为贪腐严重而倒台，最终进了监狱。

　　近几年，我有种各类监狱是专为一些干部准备的感觉，抓了一批贪腐分子，又出了一批，并且还有越演越烈的迹象。其实，反腐败是个很好解决也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把监督权交给人民，安排好制度程序，有规范有平台，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中国好多干部不愿意把监督权交给人民，暂时看没有人民的监督，可以方便的做些作为干部不应该做的事，比如说捞一把，弄几个情人，但长远看，纸是包不住火的，结果东窗事发，进了监狱。再比如陈良宇，上海的经济发展快速，从这个方面说不能不说他有能力，但他同样更有能力的是，“打家劫舍求发展”（拆遷），如此等等，不一一而论，结果把自己送进了监狱，但如果人民有监督权呢？陈良宇的通天本事被锁在为人民服务的路子上，他还会有今天么？不会有了，如果有也是另一种今天，比方说还在上海指挥上海人民求发展，或者到中央哪个部委任要职。

　　由此看来，人民的监督权和表达权，维护的是黨的生命、共和国的生命、各级政府官员的政治前途和名声。这样的好事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呢？我个人以为，一是官员想做事方便，二是官员想升迁想发财。有人以为是官员的面子观点做怪，其实，面子的深处是私欲的泛澜。扼阻干部私欲泛澜的，我一直以为不是个教育问题，试想，如果是个教育问题，中国的哪位干部不早都成了圣贤之辈？因为，国家每年花巨资“教育”得还少么？所以，中国的官员能否成为圣贤，重点还是个权力制度和权力结构的制约与监督问题，更是个谁任命干部的问题。由人民培养干部、任命干部，只会使黨的生命和共和国的生命越来越强大，因为，黨和共和国的生命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不是人民的反对，或者越反对生命力越强。

　　其实，人民培养干部的办法也很简单，一是给人民监督权，二是给人民票选权，也既任命权，培养干部的问题随既解决。

　　有些干部反对人民监督、害怕人民监督，所以一有不同的声音，马上采取措施，或拘留，或判刑，在中国，最丑的县委书记要数张志国了，派出虽然不能说浩荡的队伍但也可以说力量够强的队伍，一下子开进了北京城，捉拿一位叫朱文娜的记者小姐。我猜想，朱文娜可能也和大多数记者一样，只会用笔，现在又多了一个现代化的东东，电脑，至于枪棒之类的现代化工具，她可能不会，如此说来有一人足可以让她“老老实实”的听话，但张志国确确实实派去了几个人。牛书记出现之后，我一直想这个问题，一是以后的县委书记会不会派人带枪到中南海抓人？现在真的不好说，因为朱文娜的批评，比之中南海的批评简直不算个事，朱文娜都影响了那个什么县的形象了，中南海的批评不是更影响该县的形象？

　　再回头想谁培养干部好的问题，如果把监督权和任命权（票选）交给人民，张志国还敢派人去北京么？我想，只要那个县的人民知道，出不了哪个县就被境内的人民堵截回来了，因为，保护捍卫他们利益的人，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

　　话又说回来，如果人民群众手中有监督权和任命权，张志国类的县委书记还敢那么横么？还敢公然对抗中央、对抗十七大会议精神么？县官乱政意味什么？乱之机括，亡之征象也。中央不可不察，中国人民不可不察，上下合力，用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和任命权，共同治乱，我以为这才是优选中的优选。

　　2008年1月15日星期二

　　作者:田忠国

榜样的讽刺是辛辣的

　　沈木珠女士的知名度突然大了起来。过去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沈木珠女士，现在成了南京市民、中国网民和许多报刊读者的热议人物。她有好几个颇为风光的称号：教授、大学法学院院长、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是不是这几个称号使她闻名全国呢，不是。恰恰相反，是她使这几个称号让人产生了无穷的联想和思索。本来，这些称号是与学问深厚、知识渊博、道德高尚、能力超强联系在一起的，是光彩夺目的。然而，由于她的出现，这些称号顿时失去了应有的光辉，显得有些尴尬。

　　2005 年11月21日，学术批评网刊载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金许成的一篇文章：《值得警惕的自我克隆、重复发表现象 ——以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教授以及张仲春先生为例》。文章的内容正如文章的标题所示，提醒人们警惕当前学术界出现的一种恶劣的违规现象。为证明这种现象的存在与频发，作者举出沈木珠及其丈夫张仲春作为例子。作者在文章中列举了沈木珠张仲春夫妇，最近几年在《法学评论》等18家国内期刊上（现在有人进一步查证，有 29家之多），重复发表或改头换面发表文章19篇，另有10篇文章涉嫌抄袭。作者所举的例子，全都注明了期刊的名称、刊期以及文章的篇名，是否属实，一查便知。当年 12月19日，学术批评网又刊载了武汉大学教授李世洞的一篇文章：《”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岂能以”动机不纯”为剽窃辩护？》（《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杂志 2006年第一期也转载了李世洞教授此文）。李世洞教授这篇文章的内容，是针对学术界一些有剽窃行为或受到剽窃指控的人，反污别人对他们的揭发是”动机不纯”的现象所作的一般性的评论。文章评论的是一种社会现象，不是评论任何一个具体的人，更没有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加以褒贬。为行文的需要，文章在引文中偶然提到了沈木珠的名字（其实还提到了另外几个人的名字）。

　　事情过去两年之后，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沈木珠及其丈夫张仲春突然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状告李世洞教授、 学术批评网以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杂志社。声称这三个被告侵犯了他们夫妻俩的名誉权，要求三被告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失。

　　一般而言，没有足够的理由、没有相当的把握是不会去打官司的。因为人民法院是讲理的地方，人民法院办事的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打官司就是打证据。沈木珠夫妇似乎对人民法院不怎么了解，以为人民法院是不讲理的地方，打官司不是打证据而是打金钱、打关系、打权力、打地位。以为人民法院还是旧社会的官府衙门，还是”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于是，三十六计，以打官司为上计。

　　稍有一点法律知识或者稍微浏览过《民事诉讼法》的人都知道，一般的民事诉讼，必须到被告 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的人民法院起诉。到法院提起诉讼，必须有明确的被告，有合法的理由，有清楚的事实，有确凿的证据。四者缺一，官司是非输不可的。但沈木珠、张仲春夫妇好象是不信这一套，即人们常说的”不信那个邪”.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随便抓了三个擅自闯入他们视野的家伙做被告，不搞清事实，也不搜集什么证据，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到原告 住所地的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告状。鼓楼区人民法院大概看他们是社会名流吧，竟破例受理了这个案子。

　　一个人认为别人侵犯了自己的名誉，向法院起诉本是十分平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沈木珠及其丈夫张仲春的这次”维权”之诉，却别具一格，甚为奇特。在中国民事诉讼案例中创建了一个新的样板。沈木珠夫妇的诉状已经上网，网友们尽可以到网上去”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它最大的特点是将”反向思维”的方式运用到了极致。整个过程不但没有章法，而且与通常的做法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细分一下，有五个表现：

　　一、它不在乎由谁充当被告。该案的被告是原告顺手牵羊给糊里糊涂拉出来的。在此之前，被告与原告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也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现在一起诉，反而引起了纠纷。

　　二、它不在乎起诉的理由。该案起诉的理由是莫须有的。因为所列的三被告都没有诉状所称的”诬蔑原告剽窃”、”侵犯原告名誉权”、”侮辱原告人格”的行为和故意。

　　三、它不在乎”以 事实为依据”的审判原则。该案诉状中（包括后来的庭审陈述）没有指出能够说明被告”诬蔑原告剽窃”、”侵犯原告名誉权”、”侮辱原告人格”的任何事实依据。

　　四、它不在乎 《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原告对被告的指控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五、该诉状多处语句不通，文法错乱，晦涩难懂，很像出自一般的中学生之手。同时，诉状中把 学术批评网负责人杨玉圣教授当成学术批评网法定代表人，把中国科学院当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认为把马嘴装在牛头上是没有什么好笑的。

　　沈木珠及张仲春夫妇起诉的动机，非常简单，那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其实问题本身也是很简单的：他们夫妇俩的名誉是不是受到了侵害？被侵害的程度有多大？是谁侵害了他们的名誉？搞清了这三点，一切问题就解决了。鼓楼区人民法院采用独任审判员审理的简单程序，也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沈木珠张仲春夫妇的名誉确实受到了侵害，他们通过诉讼方式维权是无可非议的。他们要求侵害者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失也是天经地义的。但他们首先必须找到施害人，搜集足够的证据，然后对施害人提起诉讼。假定沈木珠张仲春夫妇的名誉确实是因为有人捏造或歪曲事实，对他们进行了诽谤或诬蔑，他们的名誉因此而受到了损害。那么，根据诉状和庭审过程所展示的材料，施害者应该是 金许成而不是别人。沈木珠张仲春夫妇要告的只能是金许成。沈木珠张仲春夫妇也只能要求金许成向 他们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失。因为，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只有金许成在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有鼻子有眼地写了沈木珠张仲春夫妇在多家期刊上”自我克隆、重复发表”和”涉嫌抄袭”的情况。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沈木珠张仲春夫妇在这场维权诉讼中，自始至终把 金许成抛在一边，不置一词。却把李世洞教授、学术批评网以及《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杂志社当成罪魁祸首，大兴问罪之师。实在是”马屁拍在马脚上”，找错了主儿。

　　该案尚未宣判，但宣判的结果应该没有多少悬念。

　　这一奇特的诉讼如果出自一个集文盲、法盲于一身的山野村夫，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受到文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限制，只能如此。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把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提了出来，在自己无能为力时，知道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出自一个集教授、 大学法学院院长、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于一身的沈木珠，就匪夷所思了。

　　沈木珠女士1955年出生， 1975年入中山大学，1978年大学毕业，学的是英语专业。由于我国1978年才恢复高考，从时间上看，她好象是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在旅游社当导游。1983年调深圳大学教英语。在深圳大学期间，读了几年在职研究生，取得法学硕士学位。 1995年，获首届”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称号，堪称半路出家的法苑黑马。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沈木珠女士从一个普通教师一路飙升为教授、大学法学院院长，并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是一个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模范人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沈木珠女士成了许许多多中华儿女效仿的模范，学习的榜样。

　　然而，现在，人们又将如何看待她呢？与此同时，人们又将如何看待 教授、大学法学院院长、全国十大中青年法学家、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这些令人目眩的称号呢？

　　有人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是否符合事实，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榜样的讽刺是辛辣的，现在却得到了见证。

　　沈木珠夫妇的惊世之诉，谱写了一幕人间喜剧。诗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喜剧就要谢幕了，它留给人们的感受和思索太多，太多。

　　朋友们，慢慢地去品尝吧。

　　作者电子邮箱 zolotang(at)yahoo.com.cn

　　作者:汤守道

透视当代全球城市贫困与社会问题

　　近年来全球城市贫困现象日益严重，同时导致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城市贫困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受到学术界及政府的高度关注。在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21世纪，与现代社会相伴的城市贫困程度的加深，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和谐的因素和不安全的隐患，利益分化冲突进入了新的活跃期和多发期，城市贫困问题带来的社会风险日益突出，各种新旧矛盾并存、相互交织，形成了种种复杂的社会效应。在社会冲突中，有时看似一件突发的偶然事件却反映了社会利益分化冲突和社会公平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同时一些地区和国家频繁发生的社会冲突加剧了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在全球城市贫困问题研究中，分析利益分化冲突的深层次原因不能排除贫困因素的影响。

　　一、当今世界城市贫困现象

　　自工业革命以来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贫困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难题，其中分配不均是导致城市贫民阶层存在和迅速扩大的重要因素，城市贫民阶层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许多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城市中一些贫困人口从暂时的贫困走向长期的贫困，不仅终身贫困甚至延续到后代，改变贫困命运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普遍涉及到城市贫困问题，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城市贫困问题的关注。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人口密度的加剧，世界城市人口由原来的30%增长到大约50%，到2030年这一比率将接近60%.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也带来了城市贫民的大量增加和贫民窟问题的日益突出。目前全球有近10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6，占全球城市人口的32%）住在城市贫民窟，预计2007年将超过10亿人，而最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中有78.2%的贫民长期生活在贫民窟。其中贫民窟人口最多的是亚洲地区，有5亿5400万，占亚洲人口的40%左右，全球城市贫民窟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非洲撒哈拉地区是全球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城市贫困现象加剧和贫民窟发展速度地区，城市贫民窟人口比率则最高地区，约占当地人口的71%.以最典型的肯尼亚为例，目前肯尼亚现有城镇居民中约60％到80％的贫困人口定居在贫民窟，失业和贫困使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即便是发达国家也不例外，目前在发达国家约有5400万人居住在类似贫民窟的环境中，与其国力和发达程度极不相称。在全球化进程中贫困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预计到2030年城市贫民窟人口将增长到约20亿。贫民窟代表了当前最为严重的城市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市场贫民窟的产生和存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在这些因素中，战争和地区形势的动荡导致难民大量增加，流动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城市贫困和不平等加剧，居住没有保障等都是贫民窟产生并存在的重要因素。

　　城市人口密度增长随之带来城市贫困化风险日益突出，国内外学者在对城市贫困化趋势的研究和调查中发现，随着移民的急剧增加和流动状态的人口的不断增长，城市贫困问题存在如下特点：（1）移民和流动人口的贫困比率高。目前全球约有2000万难民远离自己的国土以及约2500万人在自己的国家内流离失所，在城市中移民和流动人口大多都属于贫困群体，甚至是赤贫，占城市贫困比率较高；（2）居住条件恶劣。贫民窟通常是城市卫生条件最差的地区，甚至是废旧物堆放地（其中包括工业有毒废弃物），在贫民窟居住的群体时常遭受着各种污染带来的各种疾病，贫民窟的妇女及其子女是这些问题的最大受害者。（3）基本生活、医疗和就业得不到保障。一些国家大量移民的涌入和城市贫民的失业、社会保障、分配制度、社会公平等等许多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了城市贫民阶层的存在。（4）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因贫困、社会动荡、地区冲突和战争导致难民危机不断加剧，难民的大量出现也带新的贫困问题。例如，伊拉克战争后难民的大量涌入不仅给邻国造成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以及不稳定因素增加，而且难民人数的迅速增加严重威胁着地区稳定。目前伊拉克共有近400万难民，其中流落到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埃及、伊朗、土耳其等邻国的难民多达200万，还有约190万在国内漂泊不定。由于目前伊拉克国内仍持续发生暴力冲突，难民危机将愈演愈烈，甚至有失控的危险。（5）城市贫民在社会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其中流动人口的平均贫困率比城市常住人口高出50%，被纳入社会救济范畴。城市贫民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社会地位“低微”，甚至部分极端贫困人口连基本的社会救济也得不都保障。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危机的诸多隐患。

　　二、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严重

　　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导致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均衡导致财富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少数富人手中；国家内部的城市贫富差异悬殊。目前，全球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十分普遍，越来越趋于国际化，其中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不同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城市贫困现象划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发达国家内部存在的贫困大多是相对贫困现象，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是绝对贫困。由于发展不均衡和分配不合理等现象在全球普遍存在，甚至在某些地区趋于恶化，全球范围内的城市贫富悬殊日渐扩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城市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拉大了。从全球范围看，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世界财富增加了7倍之多，但世界财富的80%％是由世界20%的人口拥有，发展中国家中50亿人口仅拥有余下的20％，发展不平衡和分配均导致的城市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贫困的减少与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财富的增加并不同步……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不仅使全球城市贫困人口居高不下，同样使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贫困问题。正如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所说，“全球60亿总人口中有近一半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每天生活费用只有1美元”；同时指出，“在20个工业化国家中，有1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由此可见，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贫富鸿沟的进一步扩大困扰着整个国际社会，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发展不平衡和分配不均导致贫富差距使减贫工作更加艰难。甚至有人认为，只要世界上20％的富人占世界财富的80％这一状况不能改变，贫穷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就不可能成为现实。

　　发展不平衡和城市贫富差距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和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的数字表明，进入新世纪后，世界人口超过了60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44.38万亿美元，其中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1.8％（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八个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国家），GDP却占世界GDP的63％以上，达到28万亿美元，人均GDP高达3.4万美元；而占世界人口的近40.6％的最不发达国家GDP仅占世界GDP的3.44％，其中世界最贫穷的前十个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布隆迪、刚果（金）、尼日尔、尼泊尔、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乍得和马达加斯加）人均GDP不足3700美元，预计到2030年全球GDP总值将扩大到72万亿美元。从地区来看，以非洲和拉丁美洲为例，尽管非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0%，但非洲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由1980年的2.3%下降到目前的1%.目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城市贫困人口达1.23亿人，占地区总人口的23％，其中0.6亿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失业率从1990年的6.9％上升到2006年的10.6％。特别是，发达国家占有绝对多数的跨国公司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支配力量。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最近的统计，全球跨国公司已经渗透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个产业，控制着40％的全球产出、60％的贸易、70％的技术转让、90％以上的直接投资，一个以跨国公司为主轴的国际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同时，各大跨国公司为增强竞争力和拓展市场，加速了兼并与收购活动，使最不发达国家沦为它们的原材料生产基地，失去了对本国经济发展的主控权，导致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市两极分化现象严重。财富分不均和贫困始终是造成非洲和拉美地区社会秩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贫富国家矛盾加深的主要原因。

　　三、贫困化带来的社会危机隐患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繁荣与城市贫民窟的存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集中反映了城市贫困和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城市贫困化的日益突出也带来了社会危机的诸多隐患。城市贫民阶层的扩大和贫民窟的存在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容易导致暴力冲突和犯罪蔓延等社会问题，对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的压力，社会的平衡显得十分的脆弱。从目前世界各国社会状况看，社会阶层间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严重然影响到社会阶层的均衡，一旦城市贫民阶层发展到一定规模，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社会阶层均衡将随时有可能被打破。由于城市贫民阶层是城市中的绝对弱势群体，不仅在生活没有保障，而且在社会中受到歧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机会不均等、权利不平等等问题，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往往会有机会和权力被剥夺的感觉，这样的境遇容易使他们滋生对社会强烈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和酝酿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冲突。城市贫民阶层的扩大和贫民窟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不仅仅反映了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且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更是社会矛盾尖锐化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严重性已引起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正如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安娜.蒂贝琼卡夫人在2007年1月召开的77国集团加中国会议上发出的警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增长最快的社区是贫民窟，贫民窟是日益增长的犯罪和暴力的中心，就气候变化而言，城市贫困是最大的污染源之一”；同时指出，“在这个地球村，他人的贫困很快就会成为我们自身的问题：产品缺乏市场、非法移民、污染、艾滋病、其他疾病、不安全、犯罪、宗教狂热、恐怖主义。我们不能再无视贫民窟居民的疾苦。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能无法实现针对很大一部分贫民的千年发展目标。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能出现严重的社会排斥现象，随之带来危及和平与安全的不利影响”。

　　为了缓解城市贫困问题带来的社会压力，2000年9月联合国千年蜂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承诺将解决城市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并且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即截止到2020年至少使1亿贫民窟人口的生活条件得到重大改善。2006年联合国为了进一步缓解非洲严重的饥荒和城市贫民等问题，宣布计划筹集约5亿美元建立紧急援助非洲基金，帮助解决非洲的城市贫困和援助资金短缺问题。但许多发达国家对此反应冷淡，到目前为止，资金只筹集到约四分之一。2007年4月联合国人类居住区规划署（人居署）理事会部长会议又通过一项决议，支持成立非洲基金，以帮助非洲应对不断加剧的城市贫民问题。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这些国家的城市贫困人口迅速增加，贫困状况不断恶化，特别是俄罗斯国内城市贫富两极分化十分严重，城市贫困人口急剧增加。1996年俄罗斯城市贫困人口的比例为16％，随着国内贫富差距的扩大，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9％。虽然近两年来随着俄罗斯经济的逐步恢复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的增加，俄罗斯城市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但目前仍有1060万人生活在政府确定的“最低食品消费线”以下，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6％，其中退休人员的月平均退休金只有2026卢布，在政府确定的贫困线以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国家资产私有化过程中暴发起来的少数富豪富可敌国并不夸张。在2005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榜上27名俄罗斯富豪因个人资产逾10亿美元而榜上有名，比上一年增加了2名，入围人数继美国之后排在第二。估计这27位超级富豪个人资产总和接近800亿美元，相当于俄罗斯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左右。与之相对照的是，多数普通居民生活水平尚未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目前俄罗斯最高和最低收入之间的差距高达30：1甚至40：1，城市贫富差别悬殊是目前俄罗斯社会现象较为敏感的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豪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罗斯目前社会经济现状。

　　每一个国家都客观存在着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发达国家也不例外。以最富有和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虽然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准，但在城市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上美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最为典型，已经成了困扰美国的一个社会痼疾。多年来美国财富的增加不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加剧了“超富阶层”与赤贫人口的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20世纪90年代以来是美国经济有史以来的繁荣时期，但美国的城市贫富差距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近20年来城市贫富收入差距明显扩大，最富裕家庭的平均年收入已达最贫困家庭的平均年收入的7.28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占美国纳税人口的0.1％的“超富阶层”收入比中低收入家庭大约高出12倍，到了本世纪初达到22倍，而最基本的生活来源都不能保障的城市赤贫人口超过了1500万，是超富阶层的20倍。与此同时，美国的城市贫困和饥饿人口也有大幅度增加。据200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2005年美国城市贫困人口已连续两年上升，达到1，86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8％以上；其中城市极度贫困人口从上年的540万增至620万，有740万人面临饥饿和300多万人无家可归，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继续攀升。另外，近年来美国黑人的城市贫困和失业率始终居高不下。据美国劳工部和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白人的失业率为5.2%，而黑人的失业率高达10.2%，几乎是白人的两倍；美国黑人的城市贫困率高达19.4%，比上年的12.3%，另有18.2%的城市黑人没有健康保险。2005至2006年间，美国城市家庭收入的中间水平增长了1.1%，与此同时美国的城市贫困状况没有改善，仍有12.6%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高于2001年的11.7%，即城市中10个美国人中至少有一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是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的。欧盟国家同样也存在着城市贫困问题。据统计，由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原因，目前7%的欧盟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另外，随着欧盟东扩和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新加盟国家的贫困移民不断涌入欧洲发达国家将增加欧洲发达国家的城市贫困数量，这也是目前欧盟东扩前原有国家民众所担心的现象。发达国家的内部不平衡加剧，城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下阶层收入普遍缩水，在全球化中也是苦乐不均。这种多层次的不平衡相互重叠交织，直接影响了不同利益集团对全球化的态度，加剧了发达国家社会内部的分化和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阶层的分化、城市贫富差距的拉大愈发明显，社会阶层发生了重要变化，普遍存在的社会贫困现象使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全球化使富人阶层充分享受着经济的发展成果，国家财富主要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与此同时，社会贫困阶层特别是赤贫阶层不断扩大，凸显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问题。

　　因贫穷和利益分化导致的社会冲突，法国的城市贫困化和社会冲突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是西方社城市贫困化和社会现象的集中表现。2007年11月法国相继爆发铁路大罢工和社会骚乱。铁路大罢工是以“退休体制改革”而引起，社会骚乱因两名驾驶小摩托车的少年与一辆警车相撞身亡，车祸之后引发巴黎郊区大规模骚乱。铁路大罢工22日法国政府、交通部门和工会“三方会谈”首轮谈判宣告破裂，致使全国陷入混乱的交通大罢工，除罢工外，接连两天法国均爆发了示威游行，医务人员、教育系统、公务员、警察、邮电、航空部门职工、烟草店老板、渔民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均走向街头。此次社会骚乱事件与两年前发生在巴黎郊区的骚乱有着相似之处。2005年10月27日也是因为两名男孩的意外死亡引发的，当时两名少数族裔少年在一座变电站躲避警察追赶时触电身亡，骚乱便随之而起，先是在法国巴黎郊区发生大规模骚乱，不久骚乱便蔓延到了巴黎市中心，尔后骚乱又蔓延到邻国的德国和比利时。法国铁路大罢工和社会骚乱，进一步凸显当前法国社会矛盾的加深和社会冲突的加剧。法国近年来多次社会骚乱是继1968年“五月风暴”后法国最严重的社会危机，震动了整个欧洲和西方国家。尽管法国政府很快平息了骚乱，并提出多项措施力图改变目前的社会状况，但在短期内仍难以奏效，由此法国也进入了社会危机高发时期。2005年骚乱后，法国国内陆续发生多起不同形式的小规模骚乱和罢工，社会问题成为法国当前政治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虽然引发2005年法国社会骚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骚乱后人们在惊恐和困惑之余关注更多的是社会矛盾的放大和不满情绪的渲泄演变成一场社会危机，其深层次根源值得思考。从表面看，引发2005年和2007年法国社会骚乱的导火索和直接原因是意外事件与社会不满情绪的积淀，与1968年“五月风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因社会不满情绪的释放和失控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充分地暴露了法国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同之处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事件主体的不同，1968年“五月风暴”的群体主要是学生和工人，而2005年11月和2007年11月骚乱的群体发生了变化，主要是那些生存状态不佳，失业和贫困的人群（骚乱群体多为穆斯林后裔）；二是社会不满情绪的表现内容的不同，1968年“五月风暴”发泻的不满情绪主要是针对政府，表现的内容突出的是政治社会的需要，更像是一场政治变革，而2005年和2007年的骚乱表现的内容突出的则是移民、失业、贫穷问题，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不断分裂的深层次矛盾，针对的是对现实社会贫富分化的不满。

　　法国的骚乱与长期以来积累的移民和贫困问题有着深刻的渊源。据统计，目前法国有600万移民人口，占法国人口的1/10，而这部分人口中的大多数人生活状况普遍存在着失业、教育水平下降和贫穷，属于社会被社会严重丢弃的最底层弱势群体，是全球化时代经济高速发展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特别是青年人失业和生活没有着落已成为法国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失望和不满情绪在青年人和其他社会阶层中不断蔓延，构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长期酝酿的社会危机的一次大爆发。法国的社会现象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十分普遍，社会冲突的特点多数表现在贫富两极化对立的社会矛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作者电子邮箱：wangdong(at)cass.org.cn

　　作者:王东

血色税收

　　无论是企业还是公民个人，依法纳税是人类社会天经地义的事，这与欠债还钱一样无可厚非。但任何事物都有个度摆在那里，如若不适度，尤其过分了，好事就要变成坏事了。

　　企业和公民依法纳税其实没什么可说，但近年来政府暴敛税收属实惊人至极，受害者不仅仅是企业还有更多的纳税人。

　　人们知道，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贫富相差悬殊，有多少贫民仍处在未温饱之境地；纳税人工资普遍很低，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政府还把个人薪金所得税曾定为800元，二十一世纪，不知道世界上哪个国家个人所得税规定得如此之低。在影响国民生计方面，国民没有话语权，政府不考虑国民的得失与利益，国民只能被动地无奈地承受，政府总以行政法规的方式达到万马齐喑的目的。后来总算由800元上调到1600元直至目前2000元。现已全面通胀，个人所得税即使2000元，难道合适吗？

　　再看一下针对股市的税收政策，2007年5月，政府一夜间上调股票交易印花税千分之三，股民上交证券印花税近2000亿元，加上券商佣金收入1500亿元，两者合计超过3000亿元，远远高于上市公司上半年2646亿元的净利润。对此，广州某私募基金经理乐平惊呼：“交易成本太高了，没有几个国家有这么高的水平。”他担心，如果这样下去，“股市可能就会完全成为一个资金推动型的投机场所，成为一场零和游戏甚至是负和游戏。”

　　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显示，2007年前三季度，证券交易印花税完成1436亿元，同比增长11.7倍，增收1322亿元，拉动整体税收增长4.7个百分点。2007年印花税接近2000亿元，而2006年的印花税为179.46亿元，即2007年印花税为2006年的11倍。从成交额和税率算，超过以往16年的总和。

　　仅从股票交易印花税而言，足以让人嗅到税收的血腥味道。不仅如此，国家税务总局还出笼了新纳税申报表，要求年收入12万元者依法纳税，同时要求股民如实填报股票交易所得，并信誓旦旦说国家暂不收取股票交易所得税。股民对此说辞似乎十分耳熟，07年五月三十日前，政府一再申辩没有上调印花税的意图，还在媒体上大肆辟谣，可就在五月三十日前夜，政府突然宣布上调印花税，直接导致五月三十日股市大跌。说到这里，人们还相信政府的说辞吗？由此人们感到，股票交易所得税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再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彻底击溃股民的投资热情。这决非杞人忧天，因为历史是会一再被重复、被复制的。

　　中国一直是高税收国家，虽然企业所得税最近由33%下调为25%，这种高税收政策世界罕见。如上所说，由于上调印花税，国家税收竟然远远高于企业净利润，如此血色税收，企业还有发展的空间吗？如此血色税收要把企业逼上绝路吗？如此血色税收，不知政府是远视，还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且已达到了疯狂地步，这对国家长远利益有何益处！

　　政府取得如此暴敛的血色税收，却并未用到国计民生方面，国家的医疗、教育仍实行产业化，公益事业极不发达，本该由国家担负的责任和义务一味地推向市场，虽然近一年来有所改观，但远远不够。我们没法跟西方福利国家相比，即使跟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印度也无法攀比。政府总得意于我国GDP位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经济每年以两位数字高速增长，可人们不仅要问，政府每年投资于国计民生又有多少，有关这一数字，人们无从看到，不知政府为何不公布这一数字，是政府在这方面丑媳妇难见公婆？看来政府也知道在投入国计民生方面实为捉襟见肘，不好意思端到桌面上来。这实际上形成国民只有无限纳税的义务，政府没有惠民的义务，近年来，政府在这方面有些许起色，但要求被救助的贫民要感谢黨、感谢政府。政府税收逐年提高本应惠及于民，这本该天经地义，纳税人没必要对政府感恩戴德。这么一个简单道理，政府还是希望人民要感谢黨的好政策。

　　高税收少有投入国计民生，但政府办公大楼越盖又豪华；各级官员屁股下的座骑越坐越高档；行政成本越提越高，这难道不都得益于血色的税收吗？！

　　纳税人没有话语权，只有依法纳税的义务，纳税人要有足够耐心，也许要等到2020年以后，或是我们下下一代才能看到一些变化。

　　改革是艰难的，尤其是政治改革，黨和政府要求人们不能急于求成，政府说美好的日子需要我们三四代人去创造。

　　作者:迷人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