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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
作者：李亚平
楔子 公元1127年，即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 这一年，北宋帝国覆灭，南宋帝国在风雨飘摇中宣告诞生。 中国人陷入长达十余年的兵凶战危血雨腥风之中。 先是头年底，帝国首都沦陷敌手；进入正月，金国骑兵将首都汴京城内的金银宝货、文玩古物、仪仗图籍搜罗一空；二月，金人立原来的帝国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三、四月间，我们帝国的两位皇帝——当了一年多太上皇的宋徽宗赵佶，和他的大儿子、只当了一年多皇帝的宋钦宗赵桓全部成为大金骑兵俘虏，被掳掠到了金国。一同被掠去的还有在开封的全部皇家宗室、妃嫔宫女、文武百官、工匠艺伎等一万四千多人。北宋帝国就此灭亡。 这是中国人从未遭遇过的耻辱。 从此，“靖康之耻”刀子般刻进了中国的记忆。 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侥幸脱身，旋即逃往南京，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当年五月一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建立南宋帝国，改年号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当时赵构刚满21岁。他成了大宋帝国的第十位皇帝，也是南宋的第一位皇帝，史称宋高宗。 这一年，本书所涉及到的人物，情况各个不同。他们当中，有一些被认为需要对本年发生的一切负责，有些则被本年度发生的一切改变了命运，这种改变有时表现得相当彻底。 遂成为令人无法释怀的帝国政界实录。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公元1127年的大祸发生时，距离大宋帝国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死，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一年。仔细检视大祸发生的经过和这一百五十一年的帝国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其实，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太祖皇帝就已经为今天这场大祸种好了祸根。 祸根的根系则深植于皇帝的那张卧榻。 赵匡胤祖籍涿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县。公元927年，出生在河南洛阳夹马营。还有一个说法，认为夹马营应该叫甲马营才对。按照后一种说法，则很有可能是军队的一个后勤基地，和他的武将世家出身有些相符。据说，他出生时身带异香，三日不散。因此，乳名叫“香孩儿”（1）。 年轻时的赵匡胤曾经相当困窘，原因是他父亲本来是后唐庄宗皇帝李存勖的战将，后来屡遭变故，家道中落，家境变得十分艰难。 公元947年，赵匡胤21岁。史书说他“容貌雄伟，器度豁如”。学习骑射武功，常常出类拔萃。有一次，他飞身跃上一匹没上笼头的烈马。马狂奔，逸上城墙斜道，将他在门框顶上迎头撞将下来，观者皆以为那脑袋必定已经撞得粉碎。片刻，此人徐徐起立，腾身跳上马背，复驰骋如电。人皆异之（2）。就在那一年，他离开越来越窘迫的家，开始风风火火闯荡九州。随后两年的江湖闯荡，令他饱尝人间冷暖，遍历世态炎凉，吃了不少苦头。当时，他父亲过去的一些好朋友已经相当有权势，赵匡胤去投奔时，时常遭遇白眼冷遇。其中最好的一位算是凤阳节度使王彦超，给了他十贯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不到两千元人民币，把他打发了。致使我们未来的赵家天子极为困窘。最惨的时候，曾经靠在街边设赌局来维持生计（3）。因此，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今天在马路边上，时常可以看到的那些用扑克牌与象棋残局引人上钩的此类人士。 公元949年下半年，赵匡胤流浪到了汉水边上的重镇襄阳，没有钱住店，栖身在一座寺庙里。寺庙的住持年近百岁，饱经沧桑，阅人无数，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一看赵匡胤，风尘满面，难掩英挺之气；破衣一身，全无寒酸之态。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必非池中之物。于是，老和尚与他谈古论今，点拨他说：汉水以南社会稳定，水至清则无鱼；北方却兵荒马乱征战不休，乱世出英雄。少年英雄奈何南下，却不北上建功立业？赵匡胤一听，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也不客气，拿了老和尚赠送的一大笔重金厚礼，骑上寺庙里唯一的一匹毛驴，拜别老和尚，雄赳赳地就奔北方来了（4）。 公元950年，赵匡胤来到河北邺都，投军在后汉枢密使郭威手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赵匡胤这厮魁梧雄健，有一身上好的骑射武功，读过不少书，偏偏打仗还不怕死。当兵第二年，郭威发动武装政变，三下五除二把后汉收拾成了后周，作了后周太祖。赵匡胤作战不含糊，也因军功被提拔成了禁军东西班行首，大约相当于警卫队队长的样子。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死，他没有儿子，由养子柴荣继位，史称周世宗。这位周世宗柴荣在历史上口碑不错，赵匡胤当兵后一直跟着他干，此时成为他的亲信，被调到中央禁军中任职。 同年，北汉趁后周太祖刚死，发兵攻打后周。赵匡胤随柴荣出兵迎敌。两军在高平，即今天山西晋城东北部发生激战。这场战役对赵匡胤影响巨大。当时，北汉军队占据上风，后周的两员大将见势不好，临阵脱逃。导致整个部队阵脚大乱，极为危急。赵匡胤临危不乱，高喊“主危臣死，拼死尽忠的时候到啦，”带领所部骑兵直冲敌阵。北汉军队经受不住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一败而不可收拾。后周军居然扭转败局取得大胜。 战后，赵匡胤被周世宗柴荣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大约相当于皇家直属部队的第三把手，职责有些类似我们今天部队里的参谋长，一下子成了高级将领。这还不算，柴荣还委托他整顿军队，组建殿前司诸军。据说，赵匡胤平日为人质朴豪爽，重朋友讲义气慷慨大方，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有钱大家花，因此结交了一大批朋友。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山泊好汉最喜欢说的那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特别受赵匡胤欣赏并身体力行。不管怎样，现在，利用主持军队整顿的机会，他将许多可以交心的部下安排到掌实权的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又与十位中、高级将领结拜为著名的“义社十兄弟”，从而形成了在后周军队中极大的潜在势力。 此后，从公元956年到958年，周世宗柴荣对南唐发动过三次进攻，赵匡胤身先士卒，敢打敢拼，而且有勇有谋，表现极佳。公元958年，在攻打南唐的寿春时，赵匡胤乘坐一个皮筏子突入护城河指挥登城，要不是一个叫张琼的亲兵舍身护主，那如雨的矢石可能早就把他射成刺猬或者砸成肉酱了。 经过这些战役，赵匡胤攻城略地大难不死，很快就被提拔成了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已经成了军队系统中最重要的几个将领之一。在此期间，赵匡胤本人也开始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他不光江湖义气豪迈依旧，还结交了一批文人雅士，并把一些这样的人收为心腹，如赵普、王仁赡等。后来，此二人分别成了大宋帝国的宰相副宰相。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他还捧起书本，开始读书。这使周世宗柴荣很奇怪，问他：“你不好好舞枪弄棒，怎么居然读起书来？” 须知，此时的文人地位相当卑微，正是武夫们横行天下的时代。没有什么人把读书人放在眼里。 当上皇帝以后，赵匡胤曾经万分感慨地说：“天命这玩意儿，求之不得，拒之也不成。世宗是多么英明的一个人，见到方脸大耳的人就要干掉。可是我整天就在他身边，却安然无事。这就是天命呀。”事实上，赵匡胤取得周世宗柴荣的信任相当不容易，除了万死不辞、忠心耿耿的冲锋陷阵之外，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的洞察力和随机应变的弹性能力，显然作用不小。 有一次，柴荣召赵匡胤喝酒。醉眼蒙眬中，柴荣盯着相貌堂堂的赵匡胤打量了半晌，突然说道：“你这小子方面大耳，好一派帝王气象。说不定今后也有九五之尊呢。”赵匡胤一听之下，吓得汗流浃背，酒也吓醒了。他端起酒碗猛喝几大口，然后，看着皇帝柴荣的眼睛说道：“臣不仅方面大耳，而且体壮如牛。这些都是属于陛下的，臣随时准备把这一切奉献给陛下。别说耳朵脸面，臣的心肝也很肥厚，皇上要是需要，任何时候只管命人来取就是，臣绝不会皱一下眉头。”一般说来，很少有人能够在这种表白面前毫不动容；而赵匡胤还没完，他相当动感情地继续演讲：“皇上所言，令臣如万箭穿心。臣方面大耳，乃父母所赐；皇上身登大宝，却是天命所归。臣不能违父母之命，只能生成这个样子；就像陛下不能违背天命而拒绝皇位一样。请陛下指点迷津，臣该如何是好？”据说，周世宗柴荣乃大笑，曰：“酒后戏言耳，何必当真？”（5） 就赵匡胤而言，他不可能把这样的谈话看成是酒后戏言，他必须当真。甚至，即便说，他以前还没有这样想过的话，这种谈话之后，也很有可能会撩拨起他的念头，使他真的开始往这个方面想。毕竟那句名言几乎是人人皆知：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尽管周世宗柴荣但凡活在世上，他就不能也不敢做这件事。但他是不是不敢想，就很难说了。实际情况是，他可能不但在想，而且还在悄悄地做。 公元959年春天，周世宗柴荣在进军契丹的路上，莫名其妙地拣到一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的字样。点检是个职务名称，大约相当于皇家直属部队司令员的样子。这个职位掌握的军队人数虽然不是最多，但是在几路大军中，装备最好，也最精锐；而且就在皇帝身边，地位极其重要。一般情况下，这个职位只能由皇帝最为心腹的人物担任。如今，看到这么一块东西，不由得柴荣心里不七上八下。回军的路上，柴荣突然生病。于是，他立即下令将目前的点检撤职，换上他信得过的赵匡胤。就这样，赵匡胤变成了全国最重要的一支部队的一把手。 就好像真有天命似的，当年三月，当朝宰相王朴脑溢血突发死去。这是除了周世宗柴荣之外，赵匡胤最为畏惧的一个人。当上皇帝后，有一天赵匡胤到昔日的功臣阁去，看到了王朴的画像，他在画像前面肃立良久，然后整理衣冠，毕恭毕敬地向画像鞠躬。礼毕，他感慨万端地指着自己身上的龙袍对周围的人说：“这位先生如果还活着的话，我是穿不上这件龙袍的。”（6） 当年六月，赵匡胤敬畏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人周世宗柴荣病逝。年仅七岁的皇子柴宗训继位。一时间，人心惶惶。史书说：“时人咸谓天下无主”。就是说，当时的人们一下子慌了，没了主心骨，觉得自己和偌大个中国突然没有主子了。 随后半年，军队的中枢机关和中央禁军的各级将领陆续换成了赵匡胤的弟兄们。 半年后，公元960年大年初一，后周君臣正在庆贺新年，突然接到辽国与北汉联军入侵的紧急战报。小皇帝和宰相范质，王溥等当即命令赵匡胤率军前往御敌。立刻，京城里谣言四起，到处哄传：“出军之日，当立点检为天子。”当年，太祖郭威就是借口“边防有警”而发动兵变，建立了后周政权的。如今的情形与当年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赵匡胤自己装作愤愤不平的样子，唠唠叨叨地说：“人们怎么能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据说，他那和他长得很像的妹妹从厨房里冲出来，挥舞着擀面杖大吼一声：“大丈夫临大事要当机立断，别婆婆妈妈地说这些废话！”他妈妈杜太后，这位历史上有名的老太太也相当镇静，“我儿素有大志，该当如此。”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第二天，大军出发，走到距离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驻扎下来。据说，当天夜里，赵匡胤一反常态喝得酩酊大醉，躲在自己的军帐中一夜没有露面，任凭弟弟赵光义和心腹谋士赵普与全军将领开了一晚上的会。 史书记载，大军离开开封景爱门来到陈桥驿后，就有一个号称会看天象的军校指着天上，愣说有两个太阳在天上打架，说是“一日克一日，乃天命。”这话立即传遍了全军。当晚，就有一帮中高级将领聚到赵普那儿议论纷纷。最后，话题终于落到要拥立赵匡胤当皇帝上。赵普听到这儿，假装正经地拍案而起，指着大家说：“赵匡胤对皇帝忠心耿耿，肯定饶不了你们这帮家伙。” 大家一听都愣住了。过了半晌，他们纷纷拔出刀剑说：“在军中谈论这个话题本来就是灭族的罪名。咱们今天说定了，有进无退，由不得赵匡胤不干。”赵普一看，大家的意见相当统一，没有问题了，于是就开始商量布置各种事项，分头行动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各军将领带着部下来到赵匡胤的门外，呼喊声惊天动地，赵光义和赵普两人走进赵匡胤的住处，将他搀扶出来，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件黄袍，披到赵匡胤身上，大家一齐跪倒在地，山呼万岁。谁知，赵匡胤却沉下脸，一本正经地对大家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为天子，我很感激。不过，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你们如果接受我的条件，我可以做这个天子；不然，我不愿意当这个皇帝。” 大家一听，赶紧跪下说：“请您尽管吩咐，我们唯命是从。” 赵匡胤说：“小皇帝和太后今后还是主子，我们得好好对待他们，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欺负孤儿寡母；朝中的公卿大臣是我过去携手并肩的同事，你们不能凌辱他们；如今的帝王一进城就烧杀抢掠，你们不能这么做。等到事情定下来，我自然会重赏大家；凡是烧杀抢掠的一概杀无赦！” 几万大军听了，一起磕头表示服从。于是，整军返回京城开封。(奇书网|Www.Qisuu.Com)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故事。（7） 当年，赵匡胤三十三岁，改国号为“宋”。原因是，在此之前，赵匡胤所领归德节度使的藩镇在宋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这也可能是商丘后来被定为北宋帝国的南京应天府的原因。 从中可以看出，赵匡胤们的准备极为充分，组织得相当严密。而赵匡胤本人也确实具有足够的威望，才使一次改朝换代几乎没怎么流血就完成了。当然，后来灭掉两支不听话的军事政治势力，则是另外的故事。 应该说赵匡胤说到做到，相当够意思。他将后周变成大宋之后，对后周的皇室始终实行优待政策，确实没有随意摧残；对于后周的一批大臣，他几乎没有变动，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就连宰相也都是原班人马继续干；而对于拥戴自己当了皇帝的那些有功之臣，他做的则可能是中国所有帝王中最厚道的，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从历史记载上看，宋太祖赵匡胤几乎是一个功臣都没有杀过。而且，还形成了一个祖宗家法，就是不许轻易诛杀大臣。史学界一个公认的看法是，有宋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少荼毒大臣的朝代。 赵匡胤作了皇帝以后，保留了不少当年风风火火闯九州时的习惯。比如：他经常喜欢轻车简从到过去的老朋友家里喝酒、聊天，甚至有时一个人溜溜达达地就去了。其中，去得最多的大约是宰相赵普家里。 赵匡胤做同州节度使时，赵普是他部下掌管刑狱的推官。如今赵匡胤作了皇帝，赵普也成了他的首席谋士。几年后，几位老宰相去职，他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赵普的夫人烧得一手好菜，其中特别有滋味的是一款灸肉，可能就是一种烧烤着吃的肉，赵匡胤兄弟二人百吃不厌。赵匡胤管赵普的夫人叫“嫂嫂”，当了皇帝后，始终没有改口。每年都要有四、五次驾临赵普家，而且一进门便叫“嫂嫂”做灸肉来解馋，相当亲切随和。中国民间流传了不少关于这一对君臣朋友的故事，总起来看，他们之间相处得不错，显得还算明朗、健康，阴谋诡计虽然还有，但与其他朝代的开国君臣比起来，少了许多肮脏、戾气和血腥味儿。 作为宰相，赵普为后人诟病之处不少，但总体上的评价也还不错。民间流传了不少此人的故事，颇为传神：有一天，他写了个奏折向皇帝推荐一个人，赵匡胤不满意，没有任用；第二天，他又把那个奏折递上去，皇帝还是不用；第三天，他再一次上奏，皇帝大怒，把奏折撕碎扔到地上后，扬长而去；这时，只见赵普在群臣众目睽睽之下，面不改色地跪下来，慢慢把奏折碎片拾将起来。第四天早晨一上朝，只见赵普又把已经用糨糊粘贴好了的奏折呈递上去。这一下，太祖没脾气了。据说，当时太祖一声不响地批准了他的请求。又据说，他推荐的这个人很称职，后来成了名臣（8）。 有一个立功者按规定应该升职，但是，赵匡胤一向不喜欢此人，于是摁在那儿就是不批准，还怒气冲冲地问赵普说：“我就是不给他升官儿，你能怎么样？”赵普一本正经地回答：“罚恶赏功，古来通理，不是陛下您一个人专有的，哪里可以凭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决定？”赵匡胤不听，站起来扬长而去。赵普便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赵匡胤进到了后宫里面，赵普就恭恭敬敬地站在宫门外，一站站了很长时间。最后，赵匡胤派人传出话来，同意那个倒霉的家伙升迁（9）。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赵匡胤曾经有过一段相当潦倒的经历。宰相赵普在给他出过许多好主意的同时，也曾经撺掇他整治那些落魄时对他不好的人们。赵匡胤很反感地拒绝了。这段经历似乎没有在他的心理上留下特别负面的影响。因此，他当上皇帝以后，也几乎找不到什么特别乖戾失常的举止行为。当年，他曾经投奔过自己父亲的老朋友董宗本，董宗本的儿子董遵诲经常欺负他，弄得他极郁闷。赵匡胤作了皇帝后，那董遵诲正好是宋军中的一个中级军官，相当惶恐，像砧板上的肉，除了等人家拿刀来剁之外，毫无办法。赵匡胤不但没有收拾他，反而费了不少心思，帮助他将失散多年的母亲从辽国接回来，送到他的防地。这厮感动得要死，从此下死力效忠赵匡胤，成为当时挺有名的一员边将。 有一次，赵匡胤在禁中后苑打麻雀玩，一个臣子声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立即接见。谁知，来人东拉西扯，讲的没有一件急务。皇帝大为不快，责问他为何谎称急务求见？那人说：至少比陛下打麻雀急。赵匡胤大怒，抄起那把著名的柱斧就打。结果，打掉了人家两颗牙齿。来人不声不响地将两颗牙齿拣起来，装进口袋。赵匡胤穷凶极恶地问：“怎么着，你还想告我不成？”那位臣子回答：“臣子我不能告陛下，但自然会有史官书之。”赵匡胤愣住了。随后，相当诚恳地道歉，并拿出不少金银珠宝来贿赂这位官员（10）。瞧，皇帝居然有怕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一般说来，大凡对白纸黑字还能够心存一点敬畏的人，就不大会坏得特别出格。对赵匡胤似乎至少可以作如是观。 这些故事很有一些江湖好汉的味道。读起来，常常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有部电视剧里的那支《好汉歌》。合上书本，一个感觉挥之不去：怪不得这么多梁山好汉出在宋朝，原来他们的开国皇帝就是如此；甚至会让人错把赵匡胤当成是他们中的一个。 赵匡胤当皇帝后，仍然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同的是，此时他出手的对象，已经变成了五代十国中其他那些国的国君。比如后蜀国君孟昶。此君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比较讲究生活品位的国君，据说他大小便用的马桶都是七彩宝石镶嵌的。一般说来，屁股如此尊贵的人，脑袋里装的就大体上是垃圾了。孟昶就是如此。他任命了一个眉清目秀的家养小厮掌管大权，这小厮二十岁出头，读了几本兵书后，自称要为诸葛孔明出口气，完成他老人家六出祁山没能完成的事业。结果，碰上赵匡胤比他少得多的军队后，仅仅六十六天就亡了国。赵匡胤见到孟昶那著名的马桶后，很奇怪地问出了同样著名的那句话：“拉屎用这玩意儿，吃饭该用什么？”左右回答不出。于是，赵匡胤就亲手把那马桶砸了个粉碎（11）。 都城在广州的南汉国君刘鋹，也属于很懂得生活的那一类中国人。小小的一个岭南王国，王宫里的宦官居然有七千多人。而且广州城里的宫殿多到了数不清有多少房间，里面装进了各色各样的上万名美女。最受国主宠爱的则是一位来自波斯国的女子，名叫“媚猪”。这位美女“媚猪”有一个奇特的嗜好，她住的宫殿必须用一种产自五百尺深海底的珍珠装饰。为了满足这个高品位的爱好，南汉国民葬身海底者不计其数。据说，赵匡胤听说这位国君与“媚猪”的事迹后，当时连说了几遍“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我要救这一方的百姓”，随后，决定灭掉南汉。 这场战争进行得相当顺利，从公元970年9月到第二年正月，五个月时间就宣告结束。那位国君的结局极有戏剧性：他本来准备了几十艘大海船，停在珠江口，委托自己最信任的一个大宦官乐范负责把金银细软和“媚猪”等两百个美女统统装上了船，预备着打不过时就走。结果，等到兵败如山倒，他真的跑到海边准备走时，才发现乐范已经带着全体海船走得无影无踪。据说国君知道这个消息时，根本就不信，随后几乎昏厥。最后，万分惆怅地投降了赵匡胤（12）。 最能体现赵匡胤这位好汉英雄欺人性格的举动，就是对南唐的征伐。 南唐后主李煜是一位天才的文学艺术家，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绝对辉煌的篇章。不过，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他又是个绝对低能、弱智，看不出任何政治智慧与才能的可怜虫。南唐政权曾经长时间在宋朝面前奴颜婢膝，以求苟延残喘。但是赵匡胤准备完成后，还是毫不犹豫地发动了毁灭南唐的战争。战争开始后，李煜派来的使节质问赵匡胤：南唐有什么罪过，要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赵匡胤毫不掩饰地说出了那句直到今天还左右着许多中国人头脑的著名格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3） 这句话，一语道出了中国帝王政治文化传统最真实的内涵，那就是实力加暴力原则。从而，完成了赵匡胤这位江湖好汉成为帝王之后的性格塑造，也由此奠定了大宋帝国立国的基本国策。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从时间上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帝国之一，其寿命为三百一十九年，仅次于汉朝的四百余年。从空间上看，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大宋帝国是土地面积最小的一个。最大时，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南宋时期更加可怜，或许只有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和清朝的五分之一。从经济文化的情况来看，大宋帝国堪称辉煌灿烂，其发达程度丝毫不亚于、或者说是超过了汉、唐、元、明、清最为鼎盛的时期，可能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甚至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奇怪的是，它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国家财政上的窘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帝国的所有时期；军事力量在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凌辱时，很少能够找到令人骄傲的记录。这种看起来完全矛盾的状态，真实地存在着。其根源，都可以在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寻找到答案。或者说，我们大约只能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去，才能够找到答案。 客观地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缘因素，造成了大宋帝国相当大程度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可能是晚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 公元936年，后唐帝国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他以割让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请求塞外的辽国施以援手。辽国的太宗皇帝耶律德光大喜，不惜御驾亲征，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军队。随后，辽国皇帝册封石敬瑭为中国皇帝，国号后晋。当时，时年四十七岁的石敬瑭为了表达自己感激涕零的心情，主动拜认比自己整整小了十岁、时年三十七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大约是不如此作为，心里就实在过意不去的意思。并立即将燕云十六州交割给了辽国（14）。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让人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一桩交易。而且，还给儿皇帝这个词，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与出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大约是独此一份。 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它们是：幽州，即今日之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之天津的蓟县；灜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15）。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当时，宋朝的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以步兵为主；所辖人口九十七万户，大约在四百万人上下；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人口大约也在四百万左右，军队总数为三十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 为此，皇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桩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做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赵匡胤的设想有两套：一是积蓄足够多的数量后，与辽国交涉，将这一地区赎买回来；如果不行，就散尽这笔钱，招募勇士，以武力夺回来。这段话，要是用文言讲出来的话，相当铿锵：“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皇帝还打了这么一个算盘：“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大约十万人。费我二百万匹绢，就可以把他们灭干净了”。（16） 到公元975年前后，宋朝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本土，所辖人口达三百零九万户，一千多万人口；军队总数将近四十万人。赵匡胤底气十足，跃跃欲试。可惜，英雄暮年。上天没有给他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使他四十九岁正值英年就死掉了。否则，以他的才略，收复燕云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是为大宋帝国的第二任太宗皇帝。赵光义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其中有一次，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在今天北京西直门外面的高梁河一带，与辽军展开大会战。结果，大败。激战中，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史书上说，皇帝“仅以身免”。就是说，几万大军打没了，皇帝是一个人逃回来的。 就这样，赵匡胤终于在念念不忘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只酣睡的怪兽。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一个轻佻子孙，漫不经心地捅醒了这只怪兽。结果，在它的咆哮声中，整个大宋帝国轰然倒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此时，变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上面的讨论实际上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如果回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大宋帝国开国之初，整个被笼罩在这个情结的阴影之下。直接的证据是，在帝国最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国策上，全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心结不停地释放能量，最终，终于演变成了帝国上述的矛盾状态，并使燕云恢复变成了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朝代夙愿。 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举凡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举凡每一次皇家内部的骨肉相残，举凡每一次围绕权位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从它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来看，它可能是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元素或者遗传基因。因为，事实上，这个情结存在于每一个具有广义“政治”抱负的中国人心中。要证明这一点，事例极多。比如，在官场、职场、商场甚至任何地方，每当面对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对竞争对手甚至对合作伙伴便会表现得特别无情，必欲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为此经常不留余地，不计后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周围和各种媒体上，此种情形大约称得上触目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仍然基本上遵循着“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原则行事。“双赢”或“多赢”哲学并非中国人的思想成果与信条。作为近些年打开国门后的舶来品，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可能至今尚未学会在这种状态中生存。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异己“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之类的理论与实践中，生活得实在太久了，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按照这样的信条在生活了。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已经很难将产生这种信条的土壤与这种信条本身区别开来了。因此，赵匡胤具有这样的情结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假如他没有这种情结的话，那反倒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赵匡胤的这个情结似乎特别强烈。其强度足以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并为其作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从赵匡胤的一生经历考察，这种情形应该是由下列三个原因造成的：一、大唐帝国从辉煌到崩溃的惨痛教训；二、他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五代十国凶猛搏杀；三、他本人取得这个“卧榻”的特殊方式。 应该说，这三方面的经验，已经足够令赵匡胤对任何染指“卧榻”的可能，保持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了。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这种敏感与警觉曾经导演出来过无数的人间惨剧。这些数不胜数的惨剧，让人拥有足够多的理由，怀疑中国人本性善良的说法。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奇·书·网-整.理'提.供]，对于这些惨剧，中国人整体上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国家为了一两个人的缘故，而付出巨大代价有什么不对，他们不知道也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避免这一切发生。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赵匡胤以他特殊的思维方式，使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人间惨剧，变成了一出人间喜剧。这就是特别有名的、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连串故事。 当上皇帝以后，有一天赵匡胤与赵普聊天。谈到大唐晚期，从黄巢之乱到眼下，不过七十年的功夫，就出现了五代十国、八姓十四君的局面，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君臣二人不胜感慨系之。 赵普认为，领兵将领和地方各镇守节度使们权力过重是主要原因。 从历史上看当然如此；从眼下来说，赵匡胤不以为然。他认为：“我待这些人恩重如山，绝对不会有问题。” 赵普不客气地反问：“后周皇帝柴荣待你也同样恩重如山，怎么就出了问题？万一他们的部下也把黄袍披到他们身上，怎么办？那时，他们想不反也不可能了。” 这番话，有如当头棒喝，令赵匡胤大惊之后大彻大悟。 事实上，晚唐以来的历史，的确就是一部有奶便是娘、“兵骄而逐帅，帅强而叛上”（17）的历史；当时流传甚广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句著名格言是：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乎（18）？这种情形很像我们熟知的、在此之前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在此之后胡传魁胡司令的“有枪便是草头王”。 于是，赵匡胤询问赵普应该怎么办？赵普的回答是：对于军队将领和地方藩镇节度使，要“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听到这里，赵匡胤立即打断赵普的话，说道：“你不必再说下去，我知道应该怎么办了。”（19） 当时，他很有可能不愿意听到赵普说出让他杀功臣的话来，才截住了赵普的话头。不久，赵匡胤想出了杯酒释兵权的主意：公元961年的阴历七月初九，晚朝后，赵匡胤设宴请那些手握重兵、拥立自己登上皇位的功臣们喝酒。等到酒喝得差不多时，赵匡胤命令所有侍从、仆役们一律回避，然后，感叹着对大家说：“没有你们，我不会有今天。不过，我经常在心里想，人生在世，求的是快活适意，何必非得争这个皇帝作？皇帝这玩意儿实在难当，还不如以前做节度使时来得舒服。弄得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大家一头雾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公认的首席功臣石守信小心翼翼地问道：“请皇帝您明示，怎么会这样呢？” 赵匡胤指指自己屁股底下的椅子，“这还不明白吗？谁不想坐这个位子？” 石守信一听大惊失色，我的老天，皇帝若是有所指的话，顷刻之间便会兴起血流成河的大狱！于是，石守信赶快带领大家一起离座跪下，说：“皇帝怎么会这样想呢？如今天命已定，谁敢有二心？若真有这样的孽臣贼子，臣愿意提三尺剑为陛下灭之。” 赵匡胤欣慰不已，却也推心置腹地说：“我知道你们不会这样。无奈你们的部下之中，难保会有人贪图富贵；一旦黄袍加身，你们不想做能行吗？” 连酒带吓，一时间，这些人已然泪流满面。石守信叩首说道：“我们都是些粗人，思虑不到这些。请求陛下可怜可怜我们，指一条活路吧。” 于是，赵匡胤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人生在世，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追求富贵，也不过是想多积点钱，舒心快乐，使子孙不受贫困而已。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不交出兵权，到个富庶的地方去做官，多置些良田豪宅，自己享用也留给儿孙。再买些美女歌姬，快快乐乐地享受生活。我们君臣之间也就不用互相猜疑了，大家各得其所，和美安乐，多好。” 功臣们听完，纷纷叩头，说是皇帝为他们考虑得太周到了，就像再生父母一样。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第二天，这些功臣们纷纷交来辞呈，要求辞去兵权。赵匡胤也真的将他们安排到一些富裕的地方去做官，并且把自己的一个妹妹、三个女儿都嫁给了这些功臣（20）。 在后来的世代里，颇有一些学者对于此举不以为然。理由是，赵匡胤在此倡导了一种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因此不足为训。这种义正词严的批评以当代大陆学界为特别集中，显然表示出了一种特殊的理论、学术情操与人生境界。由于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我们关心的范畴，故在此不加以评论。 就这样，赵匡胤采用酷似梁山泊好汉们仗义疏财的方式，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将以节度使为代表的武将们手中的大权一点一点地赎买了回来。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的确是一切可能的选择中最好的一种。 我们知道，大唐盛世是从安史之乱戛然而止，并从此走向衰落的。而安史之乱则是由拥兵自重的节度使酿成的大祸。 根据历史记载，大唐宰相李林甫是一位具有极强行政能力的宰相，同时，他还特别善于迎合皇帝的心意。两者相结合，使他在宰相的位子上，一口气坐了十九年。这位宰相对中国文化有一项贡献，就是由于他的为人处世，使中国新增加了一个成语：口蜜腹剑。其为人由此可知。 李林甫为相十九年，政绩平平；他推行的一项政策却产生了极其可怕的后果：他给李隆基出了一个主意：任用胡人担任各镇节度使，相当于今天的边疆大军区司令兼大行政区长官。他的理由是，这些胡人作战勇敢，没有野心。其实，潜台词是这些人没有汉文化根基，不会威胁到自己宰相的地位。李隆基居然稀里糊涂地同意了。于是，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大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是柳城的混血胡人，可能是兼有契丹和汉人的血统。柳城在今天的辽宁朝阳。此人是个体重三百多斤的大胖子，外表痴憨，可能是个文盲。不学无术，实际却智商极高，洞明世事，人情练达，特别是对汉人的人情世故极为通达。据说，安禄山讲话高度机智幽默，而且，难以想像的是，这么一个三百多斤的巨型胖子，跳起一种胡舞来直如疾风骤雨，舞姿刚健而且轻灵，韵味十足，观者无不为之震撼与倾倒。一个推测是，很有艺术天赋的杨贵妃之所以会喜欢上他，大约与此不无关系。 他的安史之乱，基本是在李隆基充满艺术气质的关爱下实现的。其发展壮大的过程，很像眼下那些俗不可耐，挺好玩挺闹腾的电视剧情节：早年，安禄山作战勇敢，被一位著名将领收养为义子。后来，贪功冒进，打了败仗，按军法应该处死。宰相张九龄看了他的面相后，认为这小子面带逆相，胸怀狼子野心，主张趁早杀掉，以绝后患。李隆基却莫名其妙地饶了他一命。 天宝二年正月，安禄山第一次朝见李隆基时，地方正在闹严重的虫灾。他对皇帝说：他曾经对上天发了一个重誓：如果自己对皇帝不忠，就让虫子吃掉自己的心肝。结果，他的心肝至今长得好好的，表明上天嘉许他的忠心。李隆基听后纵声大笑，很喜欢这个哄三岁小孩儿的马屁。 有一次，李隆基指着安禄山肥胖的大肚子问他：这大家伙里面装了些什么货色？安禄山严肃地回答道：除了对皇帝的赤胆忠心，没有其他的东西。［奇书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安禄山出手极为大方，从他的驻地到首都的路上，献俘虏，献奇珍异宝，向京城权贵送礼行贿的人一年四季不绝于途，使很多人都在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他跳过的胡舞，也在浪漫的帝国首都掀起经久不息的波澜。 当时，社会上流行认干亲。李隆基想让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叔伯堂表们结成兄弟，安禄山不干，他请求认杨贵妃做干妈。想想看，一个四十五岁的胖大男人满脸天真地要做一个二十九岁美貌女子的干儿子，是不是有点起鸡皮疙瘩？可是，李隆基很高兴，杨贵妃很高兴，安禄山更高兴。因为，他换来了皇帝颁发给他的享有免死特权的铁卷丹书，这是当时的臣民中，尚没有人得到过的荣誉和宠信。皇帝在诏书中，将这个憨乎乎的大胖子比喻成了镇守边疆的万里长城，称赞他的赤胆忠心胜过诸葛亮。读了这篇诏书之后，再回过头来翻检开元、天宝、唐明皇、杨贵妃乃至安史之乱故事，会让人产生一种极度的不真实感。感叹人性何以竟会如此。 此后，安禄山凡是晋见李隆基与杨玉环时，都不按君臣的礼节，而是先拜贵妃再拜皇帝。他解释说：按照胡人的风俗，就是要先拜母亲后拜父亲。这种马屁拍得水平极高，怎么看怎么都透出了一股可人疼的机灵劲儿。 据说，杨贵妃曾经用绫罗绸缎做了一个巨大的襁褓，把这位胖大汉子包起来玩耍，还为他行洗儿礼，一洗洗了三天三夜，李隆基不但不吃醋，还咧着嘴笑嘻嘻地赏赐他们“洗儿钱”。到最后，安禄山可以不受限制地出入后宫，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一时间，丑声四起。李隆基浑然不以为意。 当此时，天下十大边镇节度使中，安禄山一个人兼了三个，其防区从辽宁的朝阳，到北京一线，连接到山西的太原；全国四十九万边防军，他一个人指挥了近二十万，占全国的40%.大半个北方中国捏在了他的手里。 好像担心他造起反来力量不够似的，李隆基又下令让他做全国军马的总管。在没有摩托化部队的冷兵器时代，马匹是军力是否强大的最重要标志之一。结果，安禄山将全国最好的军马几乎全部调到了自己的手上。 据说，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李隆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由于毫无思想准备，大唐军队从兵器库中取出的盔甲刀枪，已经全部腐烂锈蚀，根本不能使用。以至于仓促组织起来的平叛部队，许多只能手持木棍开赴前线。 这次叛乱持续八年，史称“安史之乱”（21）。 从此，辉煌灿烂的大唐帝国仿佛患上了恶性肿瘤，日渐走向衰亡，那些手握重权的各路节度使们，成为到处转移扩散的癌细胞。当时，节度使总揽一个大行政区的行政、军政和财政，下辖两、三个州到十几个州不等，各州刺史都是其下属。到了赵匡胤的时代，许多节度使已经世袭，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割据、叛乱、相互攻伐、敲骨吸髓般的敲诈盘剥，为害中国几近两百余年。 赵匡胤采用赎买政策，将节度使们曾经拥有的大权逐渐融解掉，最后，使曾经炙手可热的节度使，变成了一个只代表崇高地位和待遇的荣誉性头衔，用来奖励和安置那些皇亲贵戚、文武大员。由此，实现了帝国权力结构中意义特别深远的转变。 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大体过程、由来与背景。这个故事，特别典型地代表了赵匡胤的风格。其人一生行事，大抵如此。 由是观之，应该说赵匡胤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政治家。这种大气建立在他对人情世故烂熟于心、对宏观大势与人的微观心理都具有极强的洞察力上，因而显出一种特别富有人性魅力、在中国人中极其罕见的王者风范。这种王者风范，是一种恢弘大度的行为方式和气质，不做作，很本色，有人的味道。这种东西，只在具有正常、健康还要超凡脱俗的身、心、才智的培养基上，才能培植、发育得出来。因此，翻检史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记录里，即便不是绝无仅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这和古今中外历史上常见的，将龌龊的内容隐藏在神圣的名义之下，通过阴谋的方式，凶残地表现出来的所谓“雄才大略”，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儿。用今天的眼光观之，他比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这几位号称雄才大略的角色要高明得太多了；甚至与政治完人唐太宗李世民比较起来，也不遑多让，或许还要出色几分。在这方面能够胜过他的，可能只有一位汉文帝。 但是，仅仅这些还远远不够。远远不足以说明好汉赵匡胤对“卧榻”热爱的程度和由此产生的激情。他走得比这些可要远得多了。 在政治上，赵匡胤实行了“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将过去世代里由宰相统筹负责的行政、军政、财政三大权力剥离开，使中央政府由互不统属的三大部分构成：管理政事的中书省、管理军事的枢密院和管理财政的三司。 中书省就是政事堂，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为其首长，官衔叫同平章事，意思是与皇帝共同议政；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意思是与宰相同议政事；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也设有副职，称为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中书省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二柄，号称二府，其中，中书省又称政府、东府，枢密院又称枢府、西府。枢密使与宰相的地位相当，号称执政，二者互不统属，互不通气，各成体系，各自对皇帝负责。后世所谓“宰执”一词，就是由此——宰相与执政简化而来；财政大权则由三司执掌，其最高首长为三司使，号称“计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是仅次于二府的中央权力机关，其首长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赵匡胤还设立了两个职权、级别、地位、任务完全一样的监察、舆论机构，就是御史台和谏院。御史台的首长是御史中丞，谏院的首长是知谏院，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监察部长。其职责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监察部、中纪委和中央新闻单位的内参部门混合在一起。但是，需要了解的是，这两个部门的威权极重，经常是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都很出众的人物出任其职位。他们控制了监察与言路，气势非凡，锋芒所向，经常可以将宰相等高官拉下马。是帝国政治舞台上极其重要的一支力量。一个推测是，之所以设立两个并行的机构，是为了防止有可能的同流合污（22）。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赵匡胤时代，宰相的地位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赵匡胤除了在权限制度上消减宰相的权力之外，在礼仪体制上也刻意予以打压。为此，一般说来，行事相当大度的赵匡胤，还很小器地耍过一个小花样：秦汉时期，宰相地位极为崇高。拜相时，皇帝要施以大礼，因此才有“拜相”一说。在朝廷上，宰相有时甚至与皇帝一起接受百官的叩拜。皇帝如果在街上遇见宰相，双方需要下车相互施礼；宰相生病时，皇帝应该到相府探视等等；隋唐时代，宰相的身份没有那么尊贵了，但是仍然可以面对面地坐在皇帝面前，品着香茗，商讨政事，轻松而且从容，于是有“坐而论道”一说；到了赵匡胤时代，看到宰相们坐在他面前，他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于是，有一天，他招呼宰相们：“我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你们把奏折拿到我面前来。”几个宰相不知是计，便走上前来，结果，事先安排好的内侍们趁机撤掉了宰相们的椅子，从此，宰相们就只能站着侍候了，遂成为制度。那一年，赵匡胤大约三十五岁左右。眼睛昏花云云显然只是个小把戏而已。后来，到了明太祖朱元璋及其以后的时代，可能是心理变态的缘故，宰相们就必须跪着伺候了。从此，除了爹娘，再也没有人可以站在皇帝面前。中国人也活得空前委琐。当然，这些已经是后话。以后再说。 为了防止各级官员们培养起离心离德的力量，赵匡胤在干部制度上实行了官、职、差遣三相分立的制度。这是一套真正奇异而又复杂无比的干部制度。简单说，就是上至宰相，下到相当于县里科级干部的主簿官儿，一般都不担任与官职名称相符的职务。换句话说，就是本部门的官员并不一定管理本部门的事务。于是——官，只是用来确定品秩即官位高低、俸禄即收入多少、章服即官员礼仪服饰和序迁即晋升的阶级等，因此，叫做“寄禄官”，或阶官。 职，则是一种加官，如大学士，学士等等，代表了一种对荣誉或才能的肯定，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职衔或衔位，并不意味着担任相应的馆阁职位，因此，叫做“贴职。” 差遣，只有差遣，才是官员们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代表了真正的实际权力与责任，因此，叫做“职事官”。 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了。（23） 一个可能的推断是，太祖赵匡胤设计这么一套制度的本意，就是要让各级、各类、各地的官员们统统找不到北，甚至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不管你是多高的官、拥有多荣耀的职，只有当皇帝的差遣下来了，才能够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致使所有的人对于自己未来可能履行的实际职务都是一片茫然。加上任职时间上，文官只有三年、武官则为四年的限制，造成“名若不正，任若不久”的现象和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目前的位置上，只是个临时工而已。从而，在客观上增加了大宋帝国官员们利用职权，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中培植自己势力的难度；主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故意。于是，自然难以危害朝廷。 在官员任期上也相当严格。青州北海县升格为北海军后，杨光美被派去担任知军。此人在任期间为政清廉，官声极佳，深受百姓爱戴。三年任期满后被朝廷召回，北海军数百名百姓来到京城请愿，要求留杨光美继续担任北海地方长官。赵匡胤不允许，下诏令百姓离去；百姓不肯。于是，赵匡胤下令：“笞其为首者。”就是鞭打领头的人。结果，把一件喜事活活变成了丧事（24）。可见，赵匡胤对此限制之严。而且，后来他还下令，地方官任期满后，当地百姓不得上朝廷请求地方官留任。 这套干部制度的真正利弊之处，在短时间里很难看出来。一眼看上去，它对于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加大中央集权的程度，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赵匡胤求仁得仁，这正是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另一方面，在未来的岁月里，这套东西与其它的因素相结合，不停地同时在几个领域里演化，最后，终于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孕育出了一些或者特别奇妙，或者特别怪异的果实。这可能就远出于赵匡胤的预料了。 譬如，我们完全可以想像，为了适应这套官制的运行，势必会有一些人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随着一年年加入官场的新鲜血液，这些闲官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多。由此生出的一个怪胎就是相当困扰帝国的“冗官”问题。 这套制度与其他因素结合后的另外一个衍生物则极其美妙。 此时，一个宏观因素，可能在这个交互作用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正值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转型时期行将完成之际。这一转型时期从盛唐开始，而到赵匡胤的北宋前期结束。从此，中国社会由门阀世族占据主导地位，变成世俗地主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南北朝时代，萧衍当上皇帝时，曾经放出狂话：“我自应天从人，何予天下士大夫事？”意思是：我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关天下士大夫们屁事？可见，那时改朝换代，仅仅是大门阀贵族的事情。经过武则天时代的清洗，特别是进入晚唐和前不久的五代十国以后，门阀贵族们的高贵家世，恰好成为割据者和叛乱者们敲诈勒索、荼毒杀掠的对象。经过长期战乱，到北宋前期，那些尊贵的传统世家几乎被消灭殆尽。因此，北宋必须通过科举制度大量开科取士，才能获得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材；这又使科举制度迅速完善并且规范，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重要途径。有唐一代，宰相绝大多数出自门阀世家；到北宋时期，从赵普开始，“白衣卿相”大比例增多。布衣寒士、平民百姓通过科举一途大量涌进官场，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时代再也不是仅仅与豪门贵族有关了，地主、商人、市民阶级在茁壮成长；一幅《清明上河图》，把这个新兴的社会，描画得清清楚楚。赵匡胤无心插柳柳成荫，用自己完全基于“卧榻”情结的设计，明显加快了这个社会的巨大转型。于是，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喜欢说的一句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或者叫“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兴衰成了关乎天下士大夫的事情。 这个大背景，可能是我们理解宋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还有市井或者市民文化的重要线索。而赵匡胤设计的制度，相当严丝合缝地适应了时代的发展，从而，成为一种强力催化剂，催生和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发育。 或许和赵匡胤仗义疏财的个性有关，或者和他的赎买政策有关，北宋帝国的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收入，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里最为丰厚的。据说，与明朝官员比较起来，大宋帝国官员正式的平均收入可能会高出几倍甚至达到十几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帝国官员们的收入是以官、职确定的，没有获得差遣对于收入的影响不是特别大；获得差遣的职事官，也只有那些放外任的才多增加了一些“岗位津贴”而已。 因此，经过长期积累和交互作用，产生了至少两个方面的直接结果：一方面，造成了北宋时期庞大的、只拿钱不干活儿的冗官队伍；有史料说，在当时庞大的官僚队伍中，“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 另一方面，这些已经跻身官僚阶层的士大夫们，他们既有钱又有闲，数量相当庞大，肯定是帝国文化素养、消费能力和时尚方面创造力最高的那一部分。于是，他们以自己的存在，全方位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任何对此抱有疑义的人士，不妨在晚唐、五代十国与北宋年间的文化艺术长廊里徜徉、比较一番，陶醉之余或有心得。 也就是说，帝国的官制成为有宋一代经济文化繁荣的巨大培养基之一。 与政治制度的设计比较起来，赵匡胤所设计的军事制度，对大宋帝国的影响同样或者更加既深且巨。 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在于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其具体做法是：将与军队有关的权力分解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调兵权，归枢密院掌管。大凡有事，需要进行军事调动时，枢密院经皇帝核准后，可以发兵符调兵；第二部分为管兵权，归三衙掌管。举凡军队的日常管理、训练等，由这三个军队系统的衙门负责；第三部分为统兵权，由皇帝临时指派率臣，统兵实施军事行动。军事行动结束后，首长交出部队，调回到其他单位；部队则返回各自营区（25）。 这种设计，完全符合相互制约与平衡的精神，使任何一个军队将领如果想要拥兵自重的话，变得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他需要克服的障碍实在太多了。从此，除了南宋初年之外，赵家天子完全可以不必担心黄袍加身式的兵变了。但是，另一方面，如此错综复杂的管理指挥体系，运转起来滞重缓慢无比，没有什么效率可言；更加严重的是，这种故意造成的“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兵不习将，将不知兵”，也使部队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无从谈起。不但无法形成强大攻击力，就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 这还不算完。大约是前不久五代十国时期的武将们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恶劣的缘故，或者是他们拥戴赵匡胤当皇帝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的缘故，大宋帝国开国不久就实行了彻底的以文制武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将所有武人全部假设成潜在的坏蛋，然后，不许他们担任军事工作的一把手，他们必须在文职官员的领导下工作。因此，终北宋一朝，枢密院的一把手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曾经由武官出任，其余时间全部由文臣甚至宦官掌控；各级部队的统帅，也由文职人员或者宦官担任；职业军人即武将，则必须在文官的节制下指挥军事行动；哪怕在战术单位，也是如此（26）。 这就太过分了。 这种明显乖张的做法，事实上令文职人员与职业军人同时受到了伤害；而受伤害最大的则毫无疑问是帝国及其军队。我们知道，真理只要走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在这一点上，赵家天子走得太远、太过了。 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会有机会看到，上述因素和太祖制定的募兵制度相结合之后，是如何导致帝国军队的疲软不振的。 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帝国军队在对抗外部挑战时，动不动就溃不成军了。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与以文制武政策相辅相成相映成趣的，则是偃武修文、倡导文教的基本国策。出身纯粹为赳赳武夫的赵匡胤，却开创出了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为辉煌的顶峰时代，与他制定的这些基本国策显然是分不开的。 当上皇帝后，武将出身的赵匡胤采用了许多手段笼络武将，但内心深处，他对武将们却十分警惕，甚至可能厌恶。有一次，在回顾了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之后，他十分感慨地对赵普说：“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部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27） 在中国的皇帝里，赵匡胤应该算是比较喜欢读书并且大力提倡尊重读书人的一类。据说，他平时沉默寡言，酷嗜观书，哪怕行军打仗的间歇里都手不释卷。只要听说民间有奇书，常常不惜千金求购。有一次，跟随周世宗柴荣攻打淮南，有人私下里到柴荣那儿告状，说赵匡胤打下寿州时，私运极重的财货，达数车之多。柴荣半信半疑，派人去查看，结果发现所有箱子里全部是书籍。柴荣大不解，问他：你刚刚担任高级职务，不好好收拾甲兵舞枪弄棒，要这么多书干什么？赵匡胤顿首道：“皇上重用我，我常恨自己没有奇谋襄赞皇上。看书就是想找到这方面的智虑见闻。”（28） 当时，被挤在军阀割据夹缝里的文人学士，处境极为艰难。有一位很有名的学者名叫张式，被彰义节度使张彦泽不由分说地聘请为掌书记，负责他的奏章文件。张彦泽凶残苛暴，有一次上书朝廷，要求朝廷杀掉自己的儿子。张式不肯为他写这封奏章，并劝阻他不要这么干。谁知张彦泽拉弓就要射死张式。张式只好出逃。后来，张式逃到朝廷请求庇护。张彦泽知道后，向朝廷索要张式，并声称，如果得不到张式，将会有不可测之祸。朝廷居然就将张式交给了这个军阀。结果，张彦泽对张式采用了剖心、决口、断手足的刑罚，最后杀死（29）。据说，五代十国时期，类似的事例不少。于是，时人记载说：士子生于斯者，经常要为如何保全身家性命而烦恼。因此，才会有如此众多的北方文人士子，为了避祸，千山万水远逃四川和江南地区。 如今，赵匡胤偃武修文，倡导文教，尊重读书人，甚至以文制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拥戴，使人们相信，国家真的是要进入太平盛世了。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相当有名，据说，也是赵匡胤逼这位宰相读书逼出来的。 赵匡胤有一柄“柱斧”从不离手。那是一个象牙柄水晶头的斧头，虽然名贵，打起人来也很疼。据说，他发怒时就是用这把柱斧打人，而且越是亲近的人打得越狠，也就越疼。据说是为了让人长记性。 公元967年，当时是宋太祖的乾德五年。这一年，费了不少气力，终于平息了蜀中之乱。朝野上下松了一口气。然而，有一天却发现了一个惹人耻笑的大笑话，使宰相赵普差一点挨皇帝赵匡胤的柱斧揍：当时，君臣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谈起了年号来，赵匡胤对“乾德”这个年号相当得意，认为是一个古来无有的好年号。赵普跟着拍马屁，列举了几年来不少好事，然后归功于赵匡胤改的这个年号。 谁知，旁边站着一位名叫卢多逊的翰林学士，极有学问，而且死看不上赵普。他等赵普特别起劲地拍完马屁后，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句：“可惜，乾德是伪蜀用过的年号。” 皇帝大吃一惊，马上命人去查。结果真是前蜀的年号，而且是亡国的年号。这一下赵匡胤的羞惭恼怒可想而知。想起赵普这厮身为宰相，却不读书不看报，让自己在天下臣民面前出了这么大的一个洋相，真是可恶万分。 皇帝阴沉着脸在那儿运气，坐了半天，实在还是压不住心头的怒火，便招手叫道：“赵普过来。” 赵普以为要挨那柱斧的揍了，又不敢违抗命令，就战战兢兢地走向御案前，只见皇帝拿起御笔，蘸饱了黑墨，在赵普脸上就是一阵乱写乱画，弄得他满脸满身翰墨淋漓。一边涂，皇帝还一边骂：“你不学无术，怎么比得上卢多逊？”有一种说法认为，赵匡胤就是在这一次，说出了他的另外一句名言：宰相要用读书人。 赵普奇耻大辱，整整一个晚上都不敢洗掉，直到第二天上朝。 从此，大宋宰相赵普开始发愤读书。他有一个大书匣，不许别人动。人们只是看到他每天从里面拿出一本书来读，但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书。等到这位宰相死后，人们打开书匣，发现里面只有《论语》的前半部分。从此以后，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就传遍天下了（30）。 皇帝重用读书人，经常喜欢用一段至理名言来告诫周围的武将：天下可以在马上得之，却不能骑在马上治之，更不能躺在马上守之。对于军人和武将们震动不小。此时，武将和文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转换：现在，双方相见时，文臣已经不需要低眉拱手，一般是由武将们恭恭敬敬地唱个肥诺，先致问候。一个经常可以看到的情形是：军人“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31） 新科状元登科后，披金挂彩地骑在高头大马上满京城游街夸耀，届时，整个帝国首都举城若狂，就像盛大节日一般地瞻仰新科状元文曲星下凡似的风采；所有美丽的少女都在心中梦想着与他结为连理。当时就曾经有人说：这些书生们的风光，甚至超过统兵十万，踏破敌国的大将军。这一切，是在大宋帝国初年开始成为习俗的。皇帝赐闻喜宴请新科进士们喝酒，也是同样在此期间形成的惯例。科举考试在这个时代代表着绝对的进步、平等与文明，为千千万万没有家世背景的莘莘学子打开了改变命运的大门。 读书和读书人如此受人敬重，以至于目不识丁的大将军也要奋起直追。 党进是赵匡胤的一位亲信武将。他不识字，甚至经常搞不清楚自己所统率部队的各种数字。太祖有时问到他，他每每会把幕僚们写在手板上的数字，举起来给赵匡胤看。他被派到高阳戍边时，按规矩，赴任前要到朝堂向皇帝致词告别。太祖体谅他不识字，豁免了他的告别致词。 谁知，他坚决不同意。幕僚们只好将致词写在手板——一种类似文臣们上朝时捧着的笏上，并教他背熟。 届时，党进跪拜如仪，然后，抱着手板跪在那儿，准备致词。谁知，紧张之下，他把明明已经背熟的致词全数忘光，跪在赵匡胤面前很长时间一言不发。最后，他突然抬起头来，看着赵匡胤，大声说：“臣闻上古民风淳朴，请陛下多多保重。”这两句完全不相干的致词一出，殿堂上的在场者无不掩口，“几至失容”。事后，人们问他：“为什么要说出这么两句来？”他回答说：“我早就看那帮措大（当时骂人穷酸的俚语）们喜欢在皇帝面前掉书袋，我也掉几句给他们看看，让皇帝知道知道，我也读书来着。”（32） “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约有三——” 在中国所有世代里，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至高无上的开国皇帝之尊，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这样的誓约：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三、不加农田之赋。（33） 誓约中，严重地警告说：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是为不祥，将遭天谴。 在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中，这是唯一一份出自皇帝之手的、带有人性光辉的誓约。其意图，在于约束自己的子孙不要作恶。据说，这块刻着誓约的石碑，置于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封闭甚严。新天子继位时，朝拜完太庙，必须礼启后，跪着默诵誓词。届时，只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其他人只能远远恭候。因此，除了历任皇帝，没有人知道誓约的内容。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金国人为了搜罗战败赔款，将帝国皇宫宫门全部打开，人们才一睹其神秘容颜。据说，该石碑高约七、八尺，阔约四尺余。乃大宋帝国的祖宗家法，世世传承。 想想汉高祖刘邦“不要封异姓王”之类的誓约，想想我们听到的许多皇家“祖宗家法”，想想帝国权势场上一阔脸就变、但凡得势就翻脸无情、对政敌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的狠毒，实在令人感慨系之。 坦率说，笔者沉溺于故纸堆的时日不算短了，每日和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昏君奸臣、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类相伴。很难有什么激荡起伏。奇怪的是，当读到赵匡胤的这份誓约时，竟然情不能自禁地潸然泪下。想想实在惆怅，即便是有这样一份誓约的约束，这个朝代还是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冤案。而且，就在出现了这样誓约之后的千百年漫长世代里，中国人绝大多数时日的生活甚至还远远不如出现这份誓约的当时。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惨痛所在。此时后话，打住吧。以后再说。 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赵匡胤的文治武功，其概要大抵如斯。 在他攻城略地之后，制定了这些政策制度、祖宗家法，大宋帝国的“郁郁乎文哉！”就是在此基地上，成长起来的。 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开始应用指南针于航海，大规模应用火药；在那个时代，世界最繁华最发达的十大城市里，大约至少有五个以上在中国；在那个时代，帝国汝、定、钧、哥瓷器，从当时到现在，都是全世界的珍宝；在那个时代，只有通过中国的贸易船队，世界才知道原来海船可以这样造，原来航海可以不迷航；那时，世界许多国家还在刀耕火种；许多欧洲的君主从生下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洗过澡；穿上来自中国的丝绸，是他们崇高的荣耀；在那个时代，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私立大学；那时，我们最大一所私立大学的学生人数就已经几乎达到了一万人。让我们记住它的名字——白鹿洞书院。看看我们的教育现状，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感到惭愧：在那个时代，曾经产生了比任何时代都多的一连串响亮名字，口口相传一千年，直到我们今天。他们肯定还会在我们的子孙那儿继续传下去。他们是：寇准、包公、杨家将、狄青、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柳永、苏东坡、司马光、秦观、黄庭坚、宗泽、李刚、岳飞、韩世忠、梁红玉、李清照、陆游、辛弃疾、文天祥、还有及时雨宋公明、打虎武松、豹子头林冲、花和尚鲁智深，还有李师师，甚至还有秦桧——我们是他们的子孙，我们的身上流淌着他们的鲜血。 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中国经济、文化达到巅峰的时代。是中国在全世界最文明、最富裕、最发达的时代。 这就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也最应该令中国人痛心的——大宋帝国。 这一切，可能都与它的开国皇帝、好汉赵匡胤的那个“卧榻”情结有关。 注释：（1）《宋史》卷1《太祖纪一》（2）同上（3）《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1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4）《宋史》卷1《太祖纪一》（5）《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3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6）《旧五代史》卷128《王朴传》（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8）《宋史》卷256《赵普传》（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11）《宋史纪事本末》卷4（12）《宋史》卷481《南汉刘氏世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13）《宋史》卷478《南唐李氏世家》（14）《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15）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辽全图” （16）转引自张家驹《赵匡胤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版（17）《新唐书》卷50《兵志》（18）《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1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元年（20）同上（21）上述引文见《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载正月等前后各卷（22）[奇·书·网-整.理'提.供]《宋史》卷161《职官志》（23）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四章第十一世纪（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5）《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宋史》卷162《职官志》（26）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二十四章第十一世纪（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2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9）《新五代史》卷52《张彦泽传》（3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1）汪藻《浮溪集》卷1《行在越州条具时政》（32）文莹《玉壶清话》卷8，转引自《宋帝列传》之《宋太祖》，第153页（33）见王夫之《宋论》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公元1127年，距离王安石发起他那著名的变法运动，已经过去了五十八年；距离司马光废除这些变法，也过去了四十一年；距离另一位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去世，相隔了二十六年。 这三人，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同样伟大的名声，并且一度是相互倾慕的好朋友。因为这场变法，三人渐行渐远，终于彻底葬送了友情，并且成为政治上的死敌。 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殊死搏斗中，于公元1086年同年去世。 假如他们能够多活一些年头，看到公元1127年的惨剧，那么，王安石可能会责问司马光和苏东坡：为什么不支持自己变法图强？ 而伟大历史学家司马光和大诗人苏东坡，很有可能会一起痛斥享有伟大文学家与政治家盛誉的王安石：这一切，都是你王安石惹的祸！ 据说，直到今天，在以中国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国外汉学界里，王安石的知名度和受关注程度，属于最高的一类；史学大家黄仁宇先生认为：对其褒贬评析，遂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一大题目，影响、左右着国际视听。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时，王安石的名字，曾经一度突然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大陆各类传媒之上，使即便完全不知道熙宁变法为何物、与宋朝历史研究丝毫不搭界的普通中国人，也知道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列宁曾经教导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当时，正值中国大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王安石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和孔夫子的对立面而备受赞扬与推崇。今天，我们知道这不是事实。 事实上，王安石曾经被看作孔孟之道的杰出继承人，在一个特定时期里，享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但是，甚至王安石还坐在大宋帝国宰相的位置上时，对他的猛烈批评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更有后世一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颓，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一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一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类似的声音不绝如缕。 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像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这一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一个现象。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赋予新鲜的含义。“伟大”二字，时常被冠之于这三个字前面。王安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到达高峰。 二十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的今天，则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世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人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一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似乎不需要怀疑，他在诗、文、词上均“绝妙一时”，梁启超认为，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仅仅是有宋一代，“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1） 一句“浓绿万枝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简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负的写照。酣畅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胜过万语千言；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又已经勾引出后代直到今天不计其数的考据与赏析文字来。 “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2）。用一位当代学者的话说，王安石“坚持艺术的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诗文，为大宋帝国的文化事业，“抹上了一层灿烂的异彩”（3）。这一点，是那些在政治上彻底厌恶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除了推测，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一些干巴巴的附着物可以想见且可疑（4）。从宋代风俗史所描绘的饮食习惯上，我们知道，开封的蟹黄馒首与鹌鹑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们喜爱的名小吃；当时人们比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猪肉、鸡、鹅、鱼、虾、蟹、螺、蔬菜和奶制品等，调味料常用的已经包括葱、蒜——可能是我们今天吃的土蒜、姜、酱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饮用量极大（5）。有一种说法认为，宋代所谓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们所说的花椒，故而当时所指称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们今天吃的辣椒，原产于南美洲。这种说法认为，南美洲的物种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传入我国，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没有资料表明王安石属于此天生丽质一类。于是，这种饮食习惯和上述卫生习惯相结合，产生的后果可以想见。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导致了另有记载说：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 我们所能找到对此提出质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位快三十岁才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从见第一面的第一印象起，就对名声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后来，发展为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绝。为此，老先生专门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他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博取不流俗的名声，其中，一定隐藏着绝大的奸恶狡诈。属于那种为害国家的大奸大恶之类（6）。 显然，如果仅从这一点上判断，苏洵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古今中外此类人士并不是绝无仅有，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无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时间，把自己收拾得一定要和其他人一样。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国正统的人士里面，的确有一种人，他们非常像北京人所说的那种“事儿妈”。其特点是，特别喜欢把一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爱好情趣一类，和国家、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使——对不起——屁大的一点事情变得无穷大。 王安石的反应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来，他手中的权力极大时，也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与苏洵老先生特别过不去的举动。 另外一位提出怀疑的人，则是王安石无法不予理睬的了。这个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大宋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包公包青天的故事整个发生在他当皇帝期间。这位皇帝真正忠实地执行了先祖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帝国的文化之树根深叶茂，结下硕大的果实。苏轼、苏辙二人考中进士以后，这位皇帝看了兄弟俩的文章后，极为兴奋，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说是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北宋时期，诗坛、词坛、文坛最辉煌灿烂的星座，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升上浩瀚星空的。这一切，肯定与仁宗皇帝的仁慈、宽厚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他也曾经做过一件摧残文化人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柳永身上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起来很好玩，但是，对于当事者却相当残忍。这位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艺术灵性与才华的词人，写了太多好词，偏偏一首落第后发牢骚的《鹤冲天》，被皇帝抓住了。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等到倒霉的词人真的考中进士后，皇帝恨其轻佻，大笔一挥，说是：“要这浮名做甚？且去浅斟低唱。”搞得我们这位大词人一辈子没能捞到一个像样的官做，只好混到伎馆行院的漂亮女孩子堆里，自称是“奉旨填词”。最后，连最善于考证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费尽心机，居然都考证不出这位成就卓著的大艺术家的生卒年代（7）。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仁宗皇帝毕竟还是缺少一点文化赞助者的雅量与幽默感，从而为后人所诟病。 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曾经相当欣赏，多次准备提拔他的官职，都被王安石谢绝了。这是导致王安石名声极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谜团。但是，当王安石以一位官声极佳的地方官，真的来到京城时，仁宗皇帝很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一些臣子，当时，做了一个轻松的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提议，大家兴致勃勃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张台子前，在沉思中，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最后，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这使皇帝认定，此人是一个虚伪矫情的伪君子。皇帝的理由是：一个人可以不喜欢钓鱼，也可能会在漫不经心中错吃了几粒鱼饵；但他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吃掉整整一盘子鱼饵（8）。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史中，时常会记载一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时，作出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举动。对此，只能由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仁宗皇帝在将王安石召回京城时，一个极大的可能是要委之以重任的。但是，在二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况下，王安石事实上是被冷处理了。这从他精心撰写的“万言书”呈交皇帝后，便无声无息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其起因，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莫名其妙的“鱼饵”事件。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有一次，王安石的朋友与王安石的夫人谈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无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欢吃什么菜。那位朋友认为很奇怪，他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肉丝（9）。 在衣着上也大致如此。一次洗澡时，王安石的一个朋友用一件干净的衣袍，换走了王安石的脏衣服。想看看他如何反应。谁知，王安石根本不反应，穿上就是。人家问他穿的谁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经换过了（10）。 从这些事例判断，将此人的此类举止作为心理分析的对象，感觉上好像比作为道德批判或者价值批判的对象，来得更合适一些似的。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安石听，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11）。 王安石少好读书，而且“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书记载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就是说，这是一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对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有资料显示，安石虽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亲一生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吏，需要供养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状况相当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经成年之后，大约十八、九岁时，还时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为食（12）。这种青春成长期反差较大的情形，可能对于我们了解此人特立独行的性情，会有所帮助。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安石二十二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13）。 用现代的眼光判断，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别适合成为某种艺术流派、社会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领袖。 使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约莫过于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 按照帝国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清要之馆职，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迁，甚至成为执政、宰相的。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人们所艳羡。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当代学者认为，王安石属于那种只能当一把手的人。他宁为鸡头，不做豹尾，因此，遇事极难与人合作。从历史记载上看，他的同僚、属下和上级对此均颇有烦言。于是，他不愿过早地与那些树大根深的朝中大佬过招。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判断，或许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职责所在，是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三司下面有三个部：盐铁、户部、度支。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度支则掌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三司使地位崇高，有“计相”之称；下设三个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时，安石名满天下，被视为奇才。人们普遍认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14）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内疚。 此事发生在至少十五年前。当时，韩琦官居扬州太守，王安石刚刚高中进士后，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扬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之类。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通宵达旦是为常事。每逢这时，他便在破晓时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时打个盹醒来，已然晚了。于是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韩琦一见之下，以为年轻人少年得意，时常彻夜纵情声色。于是，便谆谆劝导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辩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满了离职时，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颇有成为一代文学巨擘的架势了，韩琦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愿意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谁知，王安石不买账，并不借机拉近关系，始终与韩琦相当疏远。后来，在王安石的日记中，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位老上司，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15）。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气之高傲。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汲汲于沽名钓誉之徒。 当此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 但是，此时，就连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别人都戴花，唯独他一人不戴；后来边上的人悄悄告诉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了一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经受恩荫为官的情况下，再凭实力考出的前途。我们知道，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别的官，称为恩荫。这个情形，至今可能还有遗存。它和我们前些年所知道的“接班”——父母提前退休，子女进入父母单位工作还不太一样，今日肯定应该列入腐朽糟粕之属。这是人们对司马光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 若论起成名时间，王安石就更加无法和司马光相比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时人广为流传。 说起私德，司马光的一个故事恰好可以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马光年轻时，居官通判，相当于某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兼秘书长。由于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长夫人选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给他。司马光对此人不理不睬。司马夫人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事先告诉那个侍姬，等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侍候。届时，司马光看到出现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后，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随即令此女子离去（16）。 司马光历时二十五年撰写的《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17）。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这个悲剧的意义特别现实地摆在眼前：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而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政治道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全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飞快地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然后，在肮脏的泥沼里，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直到帝国官场完全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帝国的上空充斥着邪恶的气息。最后，整个帝国便裹挟在这邪恶中，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很难说，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发生在他做了皇帝之后。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两代人的不同表现，宿命般地预示了帝国未来的命运。 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富兵强的渴望。不过，眼下不但谈不上这一切，就连惯例之下的开销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使刚过二十岁的皇帝心绪格外恶劣。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一年辛苦的一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一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一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一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一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大体表达清楚：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18）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促使皇帝作出此项决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则可能是下列两点：其一，帝国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天步艰难，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了；其二，王安石的一套理论的确具有极强大的说服力量。 至于年轻皇帝的争强好胜，毫无疑问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责帝国的变法事宜。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龙椅上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虽然从疆域上看，不如汉、唐那般辽阔，可是如此花团锦簇一般的文明昌盛，难道是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岁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来到京城，并且一举中第，东坡在三百八十八位进士中，几乎名列榜首。据说，仅仅因为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一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一位，就此才委屈东坡成为第二名。黄庭坚、秦观诸人也以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一些年月才能大放异彩。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然而，高处不胜寒，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忧心忡忡。他们最清楚，在这繁花似锦的后面，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 所谓积贫，并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工艺改进等等，无一不是最辉煌的时期。不幸的是，帝国同时又以积贫积弱著称，形成令人相当无奈的局面。 积贫指的是帝国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 太祖皇帝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据说，这是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相当得意的一项设计。史书记载说，赵匡胤曾经与赵普等二三重臣商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们出了许多主意，皇帝都不满意。最后，太祖赵匡胤认为只有养兵一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19）。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实际上，是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机构，使之不被放到社会上去滋事。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时间一长，则一塌糊涂。 百姓一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一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一万；仁宗庆历年间为一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一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 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一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一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一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一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20）。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军队人数众多，并不一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大宋帝国军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 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一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一千二百万缗钱（21）。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一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一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22）。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 帝国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皇帝不得不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会率一同听讲的弟弟们行大礼拜之，中外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他继位之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就是说，他不图享受，不贪女色，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而且，这位皇帝的心地相当善良、宽厚。这些，可能是后世史家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宋神宗赵顼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23）。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对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去了二十七年（24）。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根本就是这些元老重臣们，将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为，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独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干掉西夏蕞尔小国？怎么样夺回我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我中原大国扬眉吐气？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只有王安石知道答案，只有王安石和他想着同样的问题，只有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地告诉他：陛下，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说汉唐盛世，只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哉？不过在一振作间耳（25）。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刚刚二十岁出头的神宗皇帝还有可能做出别样的选择吗？ 何况王安石所说的那些，相当难以辩驳。 比如，就以上面提到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为例。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据说，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据当代历史学家研究推测：当时，帝国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已经是高利贷无疑。但是，据说只相当于当时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令人惊异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经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王安石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来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读书万卷，如何的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在前面提到的那场著名争论中，我们还记得，司马光曾经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众多历史学家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缗与告缗制度，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于是，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缗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伟大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们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司马光的品格与学识，他不可能不反对这种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的态度的，只有一个司马君实。信哉斯言，否则司马光就不成其为司马光了。 后来，在司马光与神宗皇帝之间，曾经一起谈论过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